屠格涅夫(34)

三四

　　§第十六章　分道扬镳

　　1862年5月，屠格涅夫到伦敦赫尔岑那里去。

　　在那里见到了从西伯利亚流放逃亡出来的巴枯宁。得知巴枯宁的妻子还在西伯利亚以后，屠格涅夫便四处奔波，不辞劳苦，替她获得了出境许可。此时，他还答应一定资助身无分文的巴枯宁，每年给他1500法郎。

　　老朋友们在一起只聚了三四天，有赫尔岑、奥加辽夫、巴枯宁和屠格涅夫。所有这些时间他们主要都是在无休无止的争论中度过的。争论的问题有：关于俄国和西欧未来的发展道路，关于资产阶级和小市民，关于社会主义，关于艺术，而争论最多的是当时最激动人心的有关农民解放的迫切而又尖锐的问题，他们还争论地方自治会是否必要屠格涅夫和赫尔岑虽然有着多年的友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思想完全一致。屠格涅夫和他的朋友们在政治信仰上的分歧越来越明显。屠格涅夫不接受俄国的发展要走革命的道路这一意见，即革命民主主义观点，他认为可以通过在人民中逐步传播文化和知识来得到进步和自由，这是典型的自由主义观点。

　　他曾给赫尔岑写信说：“你得相信。有效的革命宣传的唯一支柱是俄国有教养阶级的少数人，尽管他们被巴枯宁称为腐败而又脱离乡土的变节分子。”

　　政治局势的紧张更加使他们互相疏远，尽管伦敦的流亡者们仍然认为屠格涅夫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自己人，即使不是同盟者，也还是同路人，但他们不把他当作一个政治人物。

　　5月底，屠格涅夫辞别了朋友们，动身回俄国去。

　　在去斯巴斯科耶以前，他先到彼得堡，那里很不安宁。

　　城里起了大火，烧光了整片整片的街区，人们身无分文，无家可归，身背包裹，踯躅流浪在街头广场。彼得堡警察局和反动集团散布谣言，说这是革命青年放的火，实际上大火是他们一手制造的。

　　那时，屠格涅夫感到惊讶的是：出自他的长篇小说《父与子》中的“虚无主义者”这个词已成为很多人的口头话了。他在涅瓦大街上遇到的第一个熟人就这样向他感叹：“请您看看，您的虚无主义者们干的好事！他们在烧彼得堡！”

　　作家的心情十分沉重。那些他“想要去握的手”

　　却揍他，而他准备退避三舍的“另一些人的手”却又来爱抚他。这些本来意气相投的人们对他的冷淡和来自反动派方面的“庆贺”向他表明，他在《父与子》里显然犯了某种错误，或者至少写得不够清楚，以致那些使尽一切手段抨击解放运动思想的反动派竭力想利用这一缺点。

　　就在这几天，他到革命民主主义者尼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契的书店去了两次，把赫尔岑给他带来的一包重要书稿交给店主，并在募捐单上签了名，捐赠了一笔款子给火灾灾民。他还走访了由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哥哥米哈伊尔创办的《时代》杂志编辑部。

　　过了几天，屠格涅夫就动身到斯巴斯科耶去了。

　　碰巧，他与涅克拉索夫乘坐在同一节车厢里，并一直乘到莫斯科。

　　小说《父与子》问世时，屠格涅夫已不再与《现代人》杂志保持联系，同涅克拉索夫的关系断绝了。

　　一年前，涅克拉索夫就想跟老朋友和解，他写了一封信给屠格涅夫。信中写道：“亲爱的屠格涅夫，想要听到你的讲话和想要写信给你的愿望终于使我烦恼透了。起初我没有写信给你是因为不想写；后来没有写信是因为我觉得你在生气；再后来我还是没有写，那是因为别让你觉得我的信是要强求友谊等等。”信中还谈到自己写这封信不是为《现代人》张罗一些小说，而是出于个人情感，“因为我老想到你才写的”。屠格涅夫很快就回信了，拒绝给《现代人》撰稿。涅克拉索夫又写了一封短信，那是他的最后一封信，信中说：“我仍然是一个爱着你的，在很多事情上都感激你的人。”

　　如今他们居然一道乘车去莫斯科了，他们谈笑着。

　　但是，据屠格涅夫讲，“隔阂”依然在他们中间存在着。

　　屠格涅夫在斯巴斯科耶一反常态，他在这里根本没有写作，只是研究历史学家、民主主义政论家夏波夫的《地方自治和分裂》，这本书之所以引起屠格涅夫的兴趣，是因为在伦敦时，他和赫尔岑他们谈了不少有关俄国地方自治的意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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