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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


  《纸牌国》和《贱民之女》不久在舞台上演出。到1933年年底,泰戈尔又有两部小说和一部散文剧问世。

  中篇小说《两姐妹》以加尔各答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为背景,刻画了两姐妹与同一个男子之间的微妙感情。小说的心理描写十分细致,作品开篇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话:

  女人有两种,一种是母亲式的,一种是情人式的——我听到过几个有学问的人这样说。如果可以用季节来作比,那么,母亲便是雨季。她赠给我们清水和鲜果,调节酷热,又从天上洒下雨水,驱走干旱。她使人富足。情人式的女人却像春天。

  她非常神秘,充满了甜蜜的魅力。她从来不肯安分,她在血液里掀起浪涛,又窜进心灵的宝库,去拨动它里面的金七弦琴上的寂寞无声的丝弦,使肉体和心灵都弹奏出无字的音乐。

  姐姐沙密拉婚后对丈夫萨山加处处关怀备至,通情达理的她使丈夫把家业越办越红火,可是母亲般爱护自己丈夫的她却没得到丈夫多少关心,病倒之后,她便请妹妹前来协助家务。妹妹乌密玛拉则有着火一样热烈的情感。与姐姐的个性迥然不同,她虽不擅长做家务,却以自己快乐的天性、“假日”的情绪,使萨山加为她迷恋倾倒,甚至放弃了日常的事务。

  姐姐病好了,萨山加的事业也濒临破产。面对复杂的感情纠葛,三个人的心理都十分复杂。是对婚姻爱情忠诚还是对自由爱情忠诚?姐姐建议姐妹两人嫁给萨山加,共同辅佐家业。可是妹妹乌密玛拉却决定离开姐姐和姐夫,一个人到英国去,并写信忏悔,请求姐姐的宽恕。

  长篇小说《花园》也写了两个女人和一个男子的故事。男主人公是一个园丁,10余年来,他与妻子共享莳花爱花的乐趣,过着幸福的生活,不幸的是妻子突然得了病,她建议请来丈夫年轻的表妹做帮手。然而一段日子过后,当卧病在床的妻子看到丈夫与他温柔的表妹一同干活的时候,她开始猜疑、嫉妒了。病痛使她的性情变得乖张,她逼着丈夫打发走了年轻的姑娘,自己也因妒忌和悔恨不久即死去。

  散文剧《邦肖利》刻画的是加尔各答上流社会虚伪、尔虞我诈的生活图景,那里绅士们装腔作势,知识分子则卖弄才华。整部散文剧中充满了诙谐机智的对话。这部剧作最终因种种原因,未能上演。

  1934年1月,印度北部发生了强烈地震,比哈尔邦一些城镇遭受重大损失。圣雄甘地在一个公开声明中认为这一灾难是神明对不合理的贱民制度的报应。虽然诗人泰戈尔赞同甘地的政治主张,但对他利用大自然灾难的手段来印证革命表示了不满和惊讶。

  此时,由于经济拮据,国际大学迅速的发展受到影响,使得泰戈尔深感必须另谋出路,以筹措资金。他成立了演出戏团,排练自己的剧作和歌舞,到全国巡回演出。在当时,舞蹈还被视为低贱的职业,泰戈尔的这一举动可谓是十分勇敢的。募款固然是一个目的,但是诗人还希望人们摆脱对印度古老艺术的种种偏见。

  1934年5月和6月,巡回剧团来到了美丽的岛屿——锡兰。在那里逗留期间,泰戈尔写了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四个故事》。

  《四个故事》的主题又回到了政治信念与道德价值这一冲突上来了。故事背景是孟加拉的民族革命运动。激进派的领袖忠于事业却残酷无情,一个聪明而向往正义的姑娘加入了这一组织,并让自己的男友也一起参加,男青年出于爱她发誓加入了这个派别并准备参加他们的恐怖活动。然而,很快他就觉得斗争的方式与领袖们倡导的自由和爱国毫不相干,他觉得愚昧的英勇只会使人的本性更加残忍。最后,这对恋人的理想受挫,双双惨死。小说注重刻画人物内心活动,语言优美动人。但由于作者否定了爱国者们的作为,于是招致了一场巨大的争论,一些进步人士为此严厉地谴责了诗人。

  1935年,泰戈尔创作了两部新诗集,一部是散文诗集《最后的演奏》,另一部是《路程》。

  在散文诗集《最后的演奏》里,对爱的回忆,又在年迈的泰戈尔胸中不时升起,回顾已走过的生命旅程,他只看到荣华和自尊的废墟。卷首诗是献给一位女子的:

  我忽略了对你的价值的颂赞,
  因为我盲目地肯定了我的财产。
  白日黑夜不断地把你的贡献送到我的脚边。
  我从眼角里望着它们被送到我的仓库里。
  4月的忍冬花在你的献礼上添上芳馨,
  秋夜的满月的清光也向它们映射。
  你常把你波浪般的黑发,倒泻在我的膝上,

  你眼泪盈眶地说:
  我对你的献礼,我的王,是可怜的微薄;
  我无法再多给你,因为我没有可给的了。
  日日夜夜的过去了
  今天你却不再在这里。
  至终我来打开了我的仓库,
  拿起那串你亲手给我戴在颈上的
  珠宝的链环。

  我从前那漠不关心的骄傲
  吻了尘土里你的遗留的足迹。
  今天我真正赢得了你
  因为我以我的忧伤偿抵了
  你的爱情的价值。

  《最后的演奏》中还收录了他在生日里写的一些诗。生日的来临与匆匆逝去,被泰戈尔比作在时间的长河将其淹没之前能够享受到几分钟阳光照射的岛屿。诗人还将自己的一个个生日形容为一条不停地朝向伟大的未知走去的长长队列,宛如江河最终归入大海。

  诗集《路程》多为爱情诗,诗人曾这样写道:“爱在那里,又不在那里。因此,也没有爱的重荷。人没有爱情也要生活。爱情的价值也就在那里。”

  当时年迈的诗人因为不能随意旅行,于是便常改变住所,他在住宅房前修了一间茅屋,每天眺望着前来帮他盖房的山达尔族女人劳碌的身影,于是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这个山达尔女人在木棉树下的沙径上忙忙地走上走下;一块粗糙的灰色的纱丽紧紧地缠裹住她的黑而结实的苗条的身躯;纱丽的红边和妙烟花的火红魔咒一样在风中飘扬。

  ……

  几只漆镯围在她模塑得绝美的臂腕上,一筐的散沙顶在她头上,她在木棉树下飞掠过红沙的小径。

  ……

  我坐在凉台上看着这年轻的女人一小时一小时地不断地劳作。当我觉得这女人的服务是神圣的注定为她所爱的人们的,而它的庄严被市价污损了,竟被我借着几个铜钱的帮忙把它掠夺了,我的心感到深深的羞愧。

  1935年底,在桑地尼克坦演出了泰戈尔的戏剧《秋节》,在加尔各答则上演了泰戈尔根据《暗室之王》改编的剧本《看不见的宝物》,酷爱演戏的诗人泰戈尔也亲自参加了这两部剧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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