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引言)

引言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始终是中国人民的忠诚的朋友。他曾在有生之年访问过中国，并做过演讲。他还一直是中国读者最喜欢和最尊敬的外国作家之一。

　　还是在1881年，刚满20岁的泰戈尔就曾对英国向中国输入鸦片毒害中国人民并获取高额利润的罪恶行径发表过书面评论，这就是他在孟加拉文杂志《婆罗蒂》上刊登的有名的论文——《在中国的死亡的贸易》。作者指出英国制造鸦片战争的罪恶，充满正义地讽刺英国商人丧失天良、一味榨取中国的财富的卑鄙行为。

　　1916年泰戈尔乘船去日本之际，曾途经香港。在日记中他赞美了中国的码头工人，看到他们虽身处烈日之下，但那健壮的身躯依然洋溢着生命的力与美，诗人深深地感动了，他从码头工人的身上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力量和欢乐。在抵达日本后所做的演讲中，泰戈尔对日本炫耀暴力的倾向表示不满，并指责日本入侵中国山东的不光彩的举动。他宣传和平、自由、博爱和正义，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

　　1924年4月到5月，泰戈尔终于了却了自己的一桩夙愿——到中国旅行访问。4月12日，他应邀来到上海，在参观了龙华寺后，他与上海学术界人士会见并发表演讲。之后，他游览了杭州西湖，参观了南京的明孝陵，还访问了济南，在这三个城市都做了讲演。泰戈尔在抵达北京时受到数百名群众的欢迎，在北京，他在参观北海、法源寺、故宫之余，还多次与北京的文学社团如讲学社、新月社的成员及知名人士欢聚一堂并做了演讲，前来听他演讲的人多达数千。5月8日，新月社特地为他举行了生日宴会，席间演出了泰戈尔的著名戏剧《齐德拉》，还为他取了一个动听的中国名字——竺震旦。离开北京后，泰戈尔先后抵达太原和武汉，在那里作了演讲。然后从上海赴日本，结束了对中国长达一个半月的友好访问。

　　泰戈尔在华期间所做的数十次演讲中，除了向热情的中国朋友介绍自己的生平、讲述他的创作和种种感受与体验之外，诗人还深情地追怀了中印两国人民长达几千年的友好往来，并以亲切友善的敬意赞誉了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文化，表达了他盼望中国的尽快觉醒和富强的美好愿望。他这样说道：

　　“请允许我同你们一起，对你们这个国家生活的觉醒寄予希望，并能参加你们欢庆胜利的节日。我不是什么哲学家，所以请你们在自己心里给予我位置，而不要在公共舞台上给予我坐毡。现在，当我接近你们，我想用自己那颗对你们和亚洲伟大的未来充满希望的心，赢得你们的心。当你们的国家为着那未来的前途站立起来，表达自己的民族精神，我们大家将分享那未来前途的欢快。”

　　泰戈尔站在中国文化的一边，他在一篇《告别辞》中讲道：

　　“我记得我总觉得难受，每次我遇见不甚尊敬你们的那些人，他们是无情的，冷酷的，他们来到你们中间任意地侵略、剥削和摧残，他们忘怀你们对文化的贡献，也不曾注意你们伟大的艺术。”

　　泰戈尔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意识到西欧的物质文明是产生罪恶的原因，故而他也在谈话中明白地表达了如下的见解：

　　“余此次来华讲演，其目的在希望亚细亚文化，东洋思想复活。现在亚细亚青年迎合欧美文化。然而大战以来，竟暴露人类相食的丑态，西洋文明濒于破产。人类救济之要谛，仍在东洋思想复活的旗帜之下，由日本、中国、印度三大国民，坚相提携。”

　　作为中国文化挚诚的热爱者，泰戈尔致力于中国的研究。1937年，他亲自在和平之乡桑地尼克坦为中国学院的成立主持揭幕典礼，并做了题为《中国和印度》的公开演讲。国际大学的中国学院不仅是当时印度第一个从事中国研究的专门机构，而且从那时至今，一直是印度研究中国的中心。

　　对于中国之行的美好记忆一直令泰戈尔难以忘怀，1941年他在病榻上还口述过一首诗，追忆他在中国度过的快乐时光：

　　在我生日的水瓶里，
　　从许多香客那里，
　　我收集了圣水，这个我都记得。
　　有一次我去到中国，
　　那些我从前没有会到的人
　　把友好的标志点在我的前额
　　称我为自己人。

　　不知不觉中外客的服装卸落了，
　　内里那个永远显示一种
　　意外的欢乐联系的人出现了。
　　我取了一个中国名字，穿上中国衣服。
　　在我心中早就晓得
　　在哪里我找到了朋友，我就在哪里重生，
　　他带来了生命的奇妙。

　　在异乡开着不知名的花朵，
　　它们的名字是陌生的，异乡的土壤是它们的祖国，但是在灵魂的欢乐的王国里
　　他们的亲属
　　却得到了无碍的欢迎。

　　泰戈尔的日本之行使他深深地赞美日本国民的团结、顺从和忍耐的精神，他曾称日本为“亚洲的新日出”。但是在1937年7月7日，当日本军国主义者悍然入侵中国时，诗人非常愤怒。他不顾自己年老体衰，用自己的笔来谴责其侵略行为，并从道义上支援中国人民。

　　他曾以电报、信件、讲话和诗歌等种种方式表露自己的感情和态度。1937年秋天在病中发电给蔡元培等人，慰问中国人民：

　　“贵国人民此次对于所加于贵伟大和平国土之非法无理侵略，作英雄勇武之抵抗，余已不胜钦佩，并切祷阁下等之胜利。余之同情及余之国人之同情，实完全寄与贵国。愿正义与人道，由阁下等之凯旋，得以护持。”

　　泰戈尔同情中国的声音很快地传遍了全世界。日本政府企图通过“日印协会”来收买诗人，泰戈尔在给该协会的复信中有这样一段话，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坚定的立场：

　　“我十分敬重和热爱日本人民。这便是为什么我不能坐视日本政府强以其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使命加诸其人民的理由。在我看来，日本人民与中国人民，似乎是一样作了一幕共同的悲剧的牺牲者。……因此在感谢你与你的协会所给予我的厚礼和友爱时，我甚愿表示明白：我对于日本人民所怀的友爱，并不包含对于其统治者的悲惨政策。”

　　1938年1月，当诗人听到日本的战争刽子手们竟在佛寺中祈求胜利的消息，他义愤填膺，写下一首题名为《敬礼佛陀的人》的长诗，声讨丧失人性的杀戮者。

　　更可贵的是，为了从经济上援助中国的抗战，泰戈尔还组织了募捐活动，并第一个捐款。在国际大学，他率领师生们义务演出，为中国人民筹资。1938年4月，他还写了题为《致中国人民书》的长信，祝愿中国人民在英勇的斗争之中诞生出新国家和新民族的生命。

　　这一年7月，曾在和平之乡受过泰戈尔款待的日本诗人野口米次郎写来一封信，声称日本在中国的杀人行为是为在亚洲建立新世界的不可避免的途径，是“亚洲为亚洲”的战争。泰戈尔阅后满腔怒火，在复信中对这一言论作了有力的驳斥：

　　“除非你能够使中国人民信服，你们的军队轰炸他们的城市，使他们的妇女儿童等成为无家的乞丐——借用你自己的词句，即那些尚未被炸成“泥鱼的残骸”——除非你能使这些牺牲者信服，他们遭受的只是一种仁慈的待遇，此种仁慈的待遇在末了将拯救“他们的国家和民族”；否则，你殊不必再次游说我们相信贵国的高贵。”

　　在复信的最后，泰戈尔写下这样一句话：“敬祝我所热爱的贵国人民，不成功，只懊悔。”

　　泰戈尔在道义和行动上对中国的支持，中国人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茅盾曾这样说过：“我们敬重他是一个怜悯弱者，同情被压迫人民的诗人。”

　　1956年，周恩来总理也真诚地赞扬泰戈尔：“泰戈尔不仅是对世界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天才诗人，还是憎恨黑暗、争取光明的伟大印度人民的杰出代表。……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热爱，中国人民也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艰苦的民族斗争所给予的支持。”

　　泰戈尔的文学创作也在中国读者的心中占有崇高的位置。从1913年泰戈尔获诺贝尔文学奖后，他的作品就在中国风靡一时。郭沫若、郑振铎、谢冰心、徐志摩等人的早期创作，莫不受到他的有益的影响。

　　郭沫若追述自己初读泰戈尔作品的感受时说：“我好像探得了我‘生命的生命’，探得了‘生命的泉水’一样。……那清新和平易径直使我吃惊，使我一跃便年轻了二十年！”他还把自己的文学创作的初始阶段称作“第一阶段泰戈尔式”，特点是“崇尚清淡、简短”。郭沫若的诗集《女神》中作于日本的《新月与白云》、《死的诱惑》、《别离》、《维奴司》、《鹭鸶》和《春愁》等作品，显而易见地受到泰戈尔的影响。他早年的泛神论思想中也有泰戈尔的影子。

　　1919年，冰心研读了泰戈尔的传略和诗文后，于是“心中不作别想，只深深地觉得澄澈——凄美。”冰心曾译介过泰戈尔的许多诗作，并在泰戈尔的诗作中觅得了自己心爱的题材——母亲和孩童。泰戈尔的短诗也影响了冰心，使她写出了诗集《繁星》和《春水》。应该说，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上流行的“冰心体”的诗歌、散文和小说中，显然也有泰戈尔创作的痕迹。

　　正如郑振铎在他所译的《飞鸟集》的序言所说的，我国许多写作新诗和短诗的作者，“大半都是直接或间接接受泰戈尔此集的影响。”

　　1961年，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许多国家都为泰戈尔诞辰100周年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这一年，我国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一套共10卷的《泰戈尔作品集》。此外，泰戈尔的作品也被选入我国中学的教科书中，而在大学文科学生的必读书目中，泰戈尔的作品则是必不可少的。

　　中国人民热爱泰戈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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