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尔斯泰(31)

三一

　　整个进步社会都在支持托尔斯泰，人民为了表示对他声援，在莫斯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议教会对作家的迫害。托尔斯泰还收到了成千上万封来自各地表示慰问的电报和书信。

　　托尔斯泰旗帜鲜明地承认自己是千百万群众的代表者。杜霍包尔教派否认官方教会和拒绝服兵役，因而遭到了沙皇政府的残酷迫害，托尔斯泰却同情他们，关心他们的生活和习俗，并给予各种帮助，使他们移居到生活自由的国家去。他把长篇小说《复活》所得的全部稿酬都交给了杜霍包尔教派，供他们移居加拿大之用。移居加拿大的杜霍包尔教派的后裔，直到现在还记得作家对他们祖辈的同情，他们之中有些人今天还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凭吊他们伟大的朋友。

　　1900年7月，托尔斯泰撰写《不许杀人》的文章，对八国联军屠杀中国人民提出严正的抗议。1904年，俄日战争爆发，这在他的内心深处引起极大的不安，进而猛烈抨击沙皇政府发动的掠夺战争。

　　当一家外国报纸的记者问他支持俄国还是支持日本时，作家明确地回答说：“我既不支持俄国，也不支持日本，而是支持两个国家的劳动人民，他们受到政府的欺骗，违背自己的利益、良心和宗教，被迫去打仗。”

　　在俄日战争期间，托尔斯泰几乎每天都到邮局去打听关于战争的新闻。有一次，他在路上遇见一群领着孩子去领取自己丈夫抚恤金的农村妇女，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热泪。他十分清楚，战争的罪魁祸首就是有产阶级，他们妄图侵占别国的领土，奴役别国的人民，因此就发动战争。

　　继远东战争以后，1905年俄国爆发了革命中。

　　城市里爆发了群众性的大罢工，农村里农民起来焚毁了地主的庄园。这时，托尔斯泰的内心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欢迎革命中，认为它能够从大刽子手和掠夺者手中拯救俄国。另一方面，他反对用暴力推翻沙皇政权和消灭私有制。他认为，人民只要不服从政府的统治，不遵守政府的法律，即消极反抗，就能消灭沙皇及其政府的统治。他还向统治阶级的良智呼吁，号召他们自愿地把自己的土地和财富分给穷苦的人民，也不要去迫害那些反抗政府的人们。然而，他的这些美好的愿望是不能实现的。

　　列宁称托尔斯泰是1905年革命的一面镜子——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因为他的全部观点，总的说来，恰恰表现了俄国革命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的确是一面反映农民在俄国革命中的历史活动所处的各种矛盾状况的镜子”。

　　1905年，作家写信给斯塔索夫说：“在整个这场革命，我好意地、自愿地自命为一亿农民的律师，对所有那些促进农民幸福或能够促进其幸福的事物，我都感到共同的欢乐；对所有那些没有这个主要目标或脱离这个目标的事物，我都不表示赞许。”

　　当作家听到农民抢占地主庄园的传闻时，他并不感到惊讶。他说：“可怕的是我们过去掠夺农民，现在仍旧掠夺农民。在这一方面我们是有罪的。怎么能要求一个人对掠夺抢劫过自己的强盗老实、真诚呢？”

　　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托尔斯泰意识到了自己的说教——不以暴力抗恶的毫无效果。当革命失败，人民遭受屠杀的时候，他以大无畏的精神站出来替人民辩护，多次上书沙皇政府，为民请命，希望“停止流放、苦役和死刑”。1908年5月，他从报纸上看到20个革命者因为袭击地主庄园被判处死刑的新闻，心中充满了恼怒与愤恨，立即写下《我不能沉默》一文，他在文章中写道：“这实在叫人受不了，不能这样生活我不能这样生活我为什么要写这件事，并且极力传播它，目的是从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要么结束这件没有人性的事情，要么消灭我和这种事情的联系，把我送进监狱最好地像对这二十个农民一样给我穿上刑衣，和他们一样地被推开长凳，用自己的体重在自己的老喉咙上勒紧肥皂水浸过的绞索。”

　　这篇论文通过图拉的地下印刷所排印，秘密地传播开来。

　　革命失败以后，成千上万的革命者被投进了监狱，被流放服苦役，死刑和枪决接连不断。沙皇政府不仅对革命者没有停止“流放、苦役和死刑”，就连信仰托尔斯泰学说的人也不免受到迫害。工人弗·莫洛奇尼科夫因为保存和散发被查禁的托尔斯泰的文章被判处徒刑1年。托尔斯泰的秘书古谢夫也两次被关进监狱，被判处流放，其罪名是因为他们散布被书刊检查机关查禁的托尔斯泰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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