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尔斯泰(28)

二八

　　§第九章　走向人民

　　在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创作即将结束的时候，托尔斯泰对自己的生活感到越来越不满意，世界观产生了严重的危机。

　　他看到广大人民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由于饥饿濒于死亡；而那些脑满肠肥的沙皇官僚不仅不能、也不想改变现状。他看到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因而明白了：他的各个阶级团结起来的全部理想、全部希望都将化为泡影，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利益永远也不可能一致。他经过深思熟虑得出一个结论：地主阶级（他就属于那个阶级）不能重新振作起来，不能拯救自己的国家，也不能建立一个人人满意的合理社会。作家陷入了绝望之中，甚至像列文一样想过自杀。

　　以后怎么办呢？怎样活下去呢？托尔斯泰在本阶级中无法找到解救的办法，于是把视线转向劳动人民。

　　他在1880年初开始写作的《忏悔录》中谈到了自己思想上的激变：“我放弃了我那个阶层的生活，我承认，那不是生活，只是貌似生活。我们的优裕生活条件剥夺了我们理解生活的可能性。为了理解生活，我应该去理解那种不属于例外的，不属于我们这些寄生虫的生活，应当去理解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那些创造生活并赋予生活以意义的人们的生活。

　　我周围的普通劳动人民是俄国老百姓，因而我把目光朝向他们，朝向他们给生活赋予的那种意义。”

　　托尔斯泰对老百姓很亲近，也很尊重，因而人们纷纷从农村，从俄罗斯最遥远的各个角落来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拜访他。在同普通老百姓的交往中，他努力去了解百姓的痛苦和要求，去领悟人民的道德情操和学习他们的语言。他的笔记本上记录着谚语、俗语和恰当的民间用语，“开始惊奇地感觉到民间语言的优美，他每天都发现一些新词和新短语。”他还向民间艺人请教演唱壮士歌。

　　1881年秋，托尔斯泰为了让孩子们受到更好的教育，全家迁往莫斯科。

　　在莫斯科，他的心绪很坏，因为上流社会消闲娱乐的风气象一股不可遏止的潮流侵袭着他的家庭生活。街头的喧闹，城市的拥挤，奢侈与贫困的尖锐对立，无时不使他心烦意乱。他写道：“掠夺人民的恶棍聚集在一起，招募士兵和法官来保护他们的酒宴。

　　他们狂欢暴饮，老百姓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利用这些人的贪欲把被掠夺的东西再从他们手里骗回来。”

　　托尔斯泰思想苦闷，寻求同人民和大自然接触。

　　他乘船渡过莫斯科河，登上麻雀山，在大自然的环抱求得休憩。当他在树林里遇上干活的人们，就愉快地同他们一起锯木头，劈烧柴，长时间地交谈。

　　为了更好地了解城市普通居民的生活，1881年严冬的一天下午，他访问了希特罗夫小客栈，在这里聚集着许多来自外省的农民，他们饥饿，衣衫褴褛，在严寒中颤抖，等待着进入这个贫民小客栈过夜。作家把身上带的钱全部分给了他们，但是还不够，不能满足1/10的农民的要求，成千双熬苦受难的眼睛盯着他，等待着救济。1882年初，莫斯科进行居民人口调查，托尔斯泰向人口普查主管人提出申请，要求参加这项工作。他被分配到“最可怕的贫困和堕落的巢穴”——勒扎诺夫大杂院，亲眼看到了社会底层人民的悲惨生活，感动得痛哭流涕。他在《论莫斯科人口调查》一文中分析说：“如果莫斯科有成千上万的人忍饥挨饿，并因此而死亡，那罪过不在他们身上。如果追查罪人，那就是那些深居高楼大厦、出入乘华丽马车的人。”他认识到了广大人民贫穷饥饿的根源，并且把自己也放在犯罪的位置上进行自我批判。

　　参加人口普查工作以后，托尔斯泰对统治阶级更加憎恨，对被压迫、被奴役者的同情更加强烈了。城市生活令人窒息的气氛使他喘不过气来，难以忍受。

　　他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以便使自己的头脑“从浑浑噩噩的莫斯科生活中清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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