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尔斯泰(26)

二六

　　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命名保留了托尔斯泰最初对小说构思的痕迹。但是托尔斯泰在后来的创作中扩大了构思，在第五稿中展开了列文这个“比任何人都更俄罗斯化”的人物描写，从而使小说大大超出了一般家庭与道德问题描写的模式，成为一部广泛反映19世纪70年代俄国社会生活的史诗般的巨著。列文是一个拥有3000亩土地、有着浓厚的宗法制色彩的庄园贵族地主，虽然已经32岁了，却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社会地位，也没有担任什么官职。

　　他与农村美好的大自然风光和乡村恬静而充满活力的生活有着一种心灵的契合。土地、农事、打猎这一切寄托着他生活的全部情趣。他爱农村的大自然，也爱在那里劳动和憩息的人们。“他对于农民抱着尊敬和近乎血缘一般的感情——如他自己所说，那种感情多半是他吸那农家出身的乳母的乳汁吸进去的”。

　　以至于“他把自己看成农民的一分子，没有看出自己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别的长处和缺点，因此不能把自己和他们对照起来看”。从这方面看，列文是地主阶级中的一只白乌鸦。

　　列文的这种情趣决定了他具有不同于一般贵族、特别是不同于城市上流社会的生活理想。他“从心底里鄙视都市的生活方式”，认为莫斯科是荒淫无耻的巴比伦。他说过，他宁愿做野蛮人也不愿在享乐腐化中消磨光阴。他跟着哥哥谢尔盖参加卡升省的议会选举，对各党派勾心斗角、争权夺利非常反感。他在彼得堡看到政府借援助保加利亚民族独立做幌子，煽动人们参加志愿军去屠杀土耳其人，感到非常痛心。

　　列文用情专一，洁身自好，迥异于贵族上流社会的男男女女。轻浮放荡的奥布浪斯基对他提起自己家庭纠纷时说：“假定你结了婚，你爱你的妻子，但是又被另外一个女子迷住”列文打断他的话说：“对不起，我完全不能了解怎么可以这样正像我不能了解我怎么可以用过餐以后马上又到面包店里去偷面包卷。”列文对吉蒂的爱情十分专一，夫妇真诚相爱，感情融洽。

　　列文是一个同情农民的地主，农民称呼他为“朴实的老爷”。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给农村带来了混乱，“农业的整个生产水平降低了，土地荒芜了，到处生长了土艾”。农民贫困的现状，列文不能熟视无睹，更不能对他和农民在经济收入上的悬殊现象心安理得。他从心里承认这是不公平的现象，而且意识到收入的不公平是造成农民贫困，农村凋敝、农民和地主严重对立的原因。怎么办呢？列文不会选择西方的道路，他对资本主义深恶痛绝，铁路、银行这些资本主义新兴事业在他看来毫无用场，不过是投机家们牟取不义之财的手段，而且“这一切都损害农业”。他赴欧洲考察一个月，其意在“搜集确凿的证据，证明那里所做的一切都是不必要的”。他也不希望恢复农奴制，用皮鞭去维护农奴主的利益。他调查于乡间，求索于书籍，终日冥思苦想，力图找出既能保住贵族地主利益，又能改变农民贫困状况的两全之策。于是他把自己的庄园作为一个实验场，通过自己的农事改革寻找一条解决农村问题的途径。

　　列文主张在保留土地占有制的前提下，地主和农民“同样以股东资格参加农业经营”，“把收成对半分”。他把这种作法称为“不流血的革命”。依他看来，利益的一致会调和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地主可以在不消耗土地的情况下获得以前收入的两三倍，农民的收入也会增加，借此可以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他幻想着“不流血的革命”

　　能够给俄国开创无限美好的前景：“先从我们这一县的小范围开始，然后是一省、是俄国，是全世界。”

　　但是实践证明他的计划行不通，农民并不信任他，用这样的计划并不能使农民的处境得到改善，“农民绝对不相信地主的目的除了要想尽量榨取他们以外还会有别的什么”，况且广大地主根本也不愿意实行这种不流血的革命。列文想依靠地主和农民的“合作”

　　来抵御资本主义的幻想，被无情的现实化作了泡影。

　　列文改革农事的尝试失败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的“改革”是违反历史发展规律的，他以庄园贵族的利益为出发点，在以不损害土地私有制的前提下调和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这种努力只能是毫无价值的。宗法制农村经济制度必然会被资本主义的巨轮碾得粉碎，列文的改革失败预示了贵族阶级不可挽回的厄运。

　　列文农事改革的失败使他感到悲观失望，进而转到对人生之谜的探索之中。他考虑得最多的生与死的意义。小说有整整一章描写他哥哥尼古拉之死，这一章有全书的唯一标题——死。他因哥哥的死而感到死的恐惧和生的悲哀，开始了对生与死的探索。他终日被这些问题所折磨：“我到底是什么？我在哪里呢？我为什么在这里呢？”他无从解答这些问题，心里充斥着万事皆空的悲哀。面对着曾经使他心驰神往的劳动场面，他想到自己以及那些在他面前拼命劳动的农民最终都摆脱不了被人埋葬的结果，陷入了不可自拔的悲观失望之中。恐惧地感到死神逼近，于是因怕上吊而藏起绳索，因怕自杀而藏起枪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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