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51)

五一

　　但是，要是你考虑一下，并且自我分析研究一下的话，你就会看清这完全是假话。首先，没有必要作这次旅行；其次，可以提前或拖后到斋戒期再去。可是你却不知不觉地干出了这种事。令人感到万分痛心，而且又有失体面；而令人羞愧得无地自容的是：他（指塔涅耶夫——引者）是个外人，而且是个无用的人，甚至无论从哪方面来讲都是毫无意思的一个人；他却在支配着我们的生活，使我们近年来的生活过得很不快活。

　　有损尊严，而且令人痛苦的是，想不到你会去打听什么时候他到什么地方去，什么时候他进行怎样的排练。这真是令人厌恶而又觉得可耻极了。”

　　夫人自己也非常清楚地感觉到她是发生什么变化了，但是她又无力自拔，因此感到十分苦恼。1897年7月18日，她写道：“我知道这是一种近乎病态的不正常的感情，上帝的世界并没有因为爱情而大放异彩，相反却变得暗淡无光了；这是一种蠢事，是不行的，可是要改变它，却又无能为力。”

　　高加索一带有一个否认东正教仪式的教派，被称为杜霍博尔（译音）。他们主张用真理和精神为上帝效劳、崇拜上帝；任何外表仪式，在他们看来对拯救灵魂毫无意义，因此一概加以排斥。这个教派18世纪中叶便已存在。当局从1792年开始对他们加以迫害。迫害的理由呢，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省长在给彼得堡的呈文里讲得相当明白：“所有反圣像运动的参加者，都不应受到仁慈的待遇，因为他们的异端邪说特别危险，而且对拥护者来说是有诱惑力的，这是因为杜霍博尔们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最圣洁的原则上的，是建立在关心整个社会福利的基础上，他们期望多做好事以拯救灵魂。”

　　1895年夏天，托尔斯泰的一个志同道合者——被流放到高加索的希尔科夫公爵给托尔斯泰来信，介绍了杜霍博尔派进行宗教活动的情况，并说他们受到政府残酷迫害，请托尔斯泰协助把寄去的文章在报上发表。托尔斯泰对信里讲的情况半信半疑，便请比留科夫到高加索调查核实。比留科夫回来后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基督徒在俄国受迫害》，在国内自然无法发表，由托尔斯泰校订并加了序言，在伦敦《泰晤士报》刊登出来，手抄本在俄国也广泛流传起来。镇压杜霍博尔的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关注。在政府眼里，托尔斯泰的活动越来越危险了。托尔斯泰自己、他的朋友和信徒都遭到了监视和逮捕。这自然使他十分痛苦，他写信给内务大臣和司法大臣，说政府要迫害就迫害他一个人好了，不要迫害别人。这两个大臣自然未予理睬。

　　政府对杜霍博尔派的镇压愈演愈烈。切尔特科夫、比留科夫和特列古博夫联名向社会发出了一份题为《请予援助！》的呼吁书，托尔斯泰对呼吁书的措辞做了一些润色，并加了前言。这份呼吁书印了许多份散发出去，甚至国外报刊都刊载了。

　　1897年2月6日，托尔斯泰获悉，他的两个最亲密的朋友和助手切尔特科夫和比留科夫被流放了：切尔特科夫被流放到国外，比留科夫则被流放到库尔良茨克省。

　　同时又传来消息说，他的另一个信徒——特列古博夫被捕，随后也被流放到库尔良斯克省去了，为期五年。

　　这一切对托尔斯泰来说不能不是沉重打击，而且也不能不是一个严重的警告。但是托尔斯泰仍然仗义执言，并不把个人安危放在心上。

　　1897年5月10日，萨马拉省一些莫罗勘派教徒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来向托尔斯泰求援：那儿莫洛勘派教徒有十六家的孩子被当局强行抓走送到修道院教养去了，理由是这些孩子没有受过洗礼，他们求托尔斯泰帮忙把孩子要回来。托尔斯泰第二天就给皇上写信求情。四个月过去了，孩子们仍无下落。托尔斯泰写信给彼得堡的朋友们，请他们设法帮忙。1898年初，他给在彼得堡朋友家做客的女儿塔尼娅写信，请她帮助那些莫洛勘派教徒。塔尼娅找了神教院总检察长波别多诺斯采夫。不知是皇上的旨意下达他那儿了呢，还是他怕事情闹大，总之，他答应放孩子了，最后果然放了。

　　托尔斯泰最钟爱的两个女儿玛莎和塔尼娅的婚事也给托尔斯泰平添了许多烦恼。

　　玛莎爱上了托尔斯泰亲外甥女丽赞卡的儿子科利亚。科利亚比她小两岁，即将在大学法律系毕业。他不去听课，学习只是应付考试。他经常身无分文，但却肆意挥霍。托尔斯泰和妻子都不赞成这门亲事，但也只好听之任之。

　　玛莎多年没有斋戒祈祷了，神甫不肯给她主持婚礼。科利亚本想去买通神甫。托尔斯泰认为既然要在教堂举行婚礼，那就没有理由不去祈祷。于是玛莎就去忏悔了。

　　玛莎分家时放弃了自己应得的一份财产，而科利亚又一无所有，且不会劳动，也不想劳动。这一对新婚夫妇将无以为生。结果只好由分得财产较多的妈妈和大哥谢尔盖各出一部分钱来作为玛莎的财产。

　　玛莎的结婚使全家都不愉快；托尔斯泰失去一个助手和朋友，心情尤其沉重。

　　1897年6月2日，玛莎和科利亚举行了婚礼。

　　托尔斯泰另一个爱女塔尼娅的婚事更使托尔斯泰夫妇不快。

　　塔尼娅这时爱上了已有六个孩子的有妇之夫苏霍京。他的大儿子已将近20。人们都说苏霍京是个好色之徒，到处都流传着他们夫妇互相背叛的流言蜚语。全家都不喜欢苏霍京。用托尔斯泰夫人的话来说，托尔斯泰获悉此事以后，“马上颓靡了，他痛心，甚至不只是痛心，而是陷于悲观绝望之中。”

　　尽管塔尼娅当时放弃了跟苏霍京结婚的打算，但对托尔斯泰精神刺激仍是很大的。

　　不过苏霍京的夫人死后，1889年11月14日，塔尼娅还是嫁给了苏霍京。亚历山德拉在《父亲》一书里说：“这次结婚，与其说是婚礼，不如说更像葬礼。尽管所有的人，从父亲和母亲开始，都竭力忍住眼泪，不在塔尼娅面前流露出自己的悲伤心情，然而所有的人——父亲、母亲、萨莎、施密特奶奶、老奶娘、女管家杜涅奇卡，都悄悄地哭了。”

　　两个能理解他、帮助他的大女儿出嫁之后，托尔斯泰更加感到孤独。

　　这年夏天，内忧外患不停地摧残着托尔斯泰的心灵。

　　托尔斯泰夫人对塔涅耶夫的态度，虽然托尔斯泰曾经表示过强烈的不满，但她丝毫没有收敛。1897年7月2日，托尔斯泰夫人的日记里有这样一段记载：“我们的生活是痛苦的。而且从直接意义上来说，托尔斯泰简直使我感到有点害怕，因为他在逐渐消瘦。一种极为痛苦的嫉妒心在使他苦恼！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过错。与塔涅耶夫接近的时候，我常常会出现一个想法：要是有这样一个温和善良而又有天赋的朋友做伴，一直到老，该有多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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