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19)

一九

　　7月22日，涅克拉索夫给他回信，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对于您信中提及的问题，我打算在空闲的时间再谈。但是不管怎样，我是不敢苟同的。特别使我感到遗憾的是，您竟如此咒骂车尔尼雪夫斯基。

　　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按照我们的想法行事。如果一个人身上有某种优点，那么，鉴于这种优点，就不该因他有不好的地方或似乎是不好的地方而匆忙对他作出判决。同样也不应该忘记，他十分年轻，大概除您而外，他比我们大家都年轻。您现在住在乡间感到很好，因此您不理解为什么要气愤。您说对现实的态度应该是健康的，可是您忘了，只有对健康的现实才能有健康的态度。装出一副愤慨的样子是可憎的，可我要对出于真诚而怒不可遏的人顶礼膜拜——在我们这里，让人愤慨的理由还少吗？而我们越是愤慨，我们的情形就会越好，也就是说，我们将会越加热爱——不是爱自己，而是爱自己的祖国。日内我还要给您写信。写信讨论这种问题，我是不厌其烦的，只是现在没有时间。”

　　1856年8月22日，涅克拉索夫又来了一封信。从信里可以看出来，托尔斯泰接到上封信之后回了一封信，语气是和解的，涅克拉索夫很高兴，除了表示喜欢他的个性以外，还对他提出了希望。涅克拉索夫说：“请不要把担任职务的涅克拉索夫（而且又是个不幸的、不善于扮演自己角色的人）同我本人混为一谈，这样您也许会实实在在地爱上我，但要做到这一点，您还需要对我有所了解。不过有一点目前我是毫不怀疑的，那就是：我们现在不可能，将来也决不会成为仇敌。至于我，自从我和您相识以来，无论发生过什么事情，我始终对您那真诚而强有力的个性抱有好感。……说实在的，我个人是喜欢这种性格的。对我来说，那种十分粗野的极端态度，那种极不像话的执拗劲儿（此时此刻），要比淡漠地说声‘随您的便’或者胆怯地说声‘我自己也不知道’好得多。

　　不过，此事就谈到这儿吧。我曾经说过我爱您，这既不是开玩笑，也不是扯谎，——其次：我还爱您身上所体现的俄罗斯文学的伟大希望；对俄罗斯文学，您已做了不少贡献，并且还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只要您认识到：在我们祖国，作家首先就应该是教师，并应尽可能地去给不敢讲话和遭受屈辱的人们当辩护人。”

　　在涅克拉索夫努力对托尔斯泰施加影响使他去为“不敢讲话和遭受屈辱的人们当辩护人”的时候，德鲁日宁则力图使托尔斯泰走向完全相反的方向。他在10月6日给托尔斯泰的信里，除了对《青年》提出一些意见以外，还建议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奥斯特洛夫斯基三人“应当控制《现代人》，并且应当成为它的代表”。他还提出具体工作方法，说：“请您赶快去熟悉杂志行业的工作过程，去研究别林斯基的理论，因为在这一点上你们将会有巨大的分歧，所以还要赶快做好准备工作，要通过互相协商和尽可能的让步，采纳适合于您的意见。不要莽撞，要暂时忍耐车尔尼雪夫斯基不成体统的行为（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纲领——引者），虽然现在您仍在用某种方式替他受过。但是，在全面审查和作出决定以后，就请您断然提出自己的主张并且要坚持自己的看法。请您在莫斯科同鲍特金谈一谈——他是个可贵的极有教养的人，也是喜欢行善、愿意行善的人。”

　　托尔斯泰既没有接受德鲁日宁的提示，也没有同意涅克拉索夫的看法。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6月14日，托尔斯泰的好友季亚科夫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来访问。

　　他向托尔斯泰提了几点如何管理家业的建议，同时也劝他娶邻居阿尔谢尼耶夫家的小姐瓦列里娅为妻。

　　阿尔谢尼耶夫家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他们的庄园苏达科沃在去图拉的路旁，距亚斯纳亚·波利亚纳8俄里。这些孩子们的父亲于1854年去世之后，托尔斯泰便被指定为孩子的监护人。瓦列里娅是家里的老大，1856年已满20岁。

　　托尔斯泰很认真地看待好友的规劝。此后，他就常常到阿尔谢尼耶夫家去拜访。他认真仔细地观察使他感兴趣的姑娘，并把观察结果记到日记里，从6月15日到8月12日，记了近两个月。从这些记载里，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一直是犹豫不决的。一会儿觉得瓦列里娅淳朴可爱，会儿觉得她轻浮愚蠢，一会儿爱得神魂颠倒，一会儿又觉得没有感情。

　　有很长一段时间甚至想到了结婚，甚至还同瓦列里娅谈到了婚后的生活问题。

　　11月13日深夜，他久未收到瓦列里娅的信，开始给瓦列里娅写一封长信。他要跟心爱的姑娘谈谈婚后的生活方式。他给自己起名赫拉波维茨基，给未婚妻起名坚比茨卡娅。他首先给俩人做了性格鉴定。关于自己，他说，是个“精神上的老人”，“年轻时做过许多蠢事”，不过如今“已找到文学作为自己的道路和使命”。他“在心里蔑视上流社会”，因为在上流社会的空虚生活里“一切好的诚实的纯洁的思想会丧失”，“他尊崇宁静的合乎道德要求的家庭生活”。而坚比茨卡娅的理想则迥然不同。“她的幸福是：舞会，袒露的肩膀，四轮轿式马车，钻石，跟宫廷高级侍从和高级副官的交往，等等。”

　　他们的爱好是相反的，但他们相爱。在这种条件下，他们怎样安排共同生活呢？托尔斯泰提出了问题，并做了回答。他说必须“互相让步”，“谁的爱好道德成分少，谁就该多让步。”赫拉波维茨基准备在乡下度过一生；在乡下，他有三件事要做：爱坚比茨卡娅并为她的幸福操劳，写作，经管庄园。而坚比茨卡娅则希望住在彼得堡，“一冬天参加四十次舞会，在家里接待好朋友，坐着自己的四轮轿式马车在涅瓦大街上游逛。”托尔斯泰认为，必须在两种理想之间采取折衷方案：在乡下住七个月，在彼得堡住五个月，“但不参加舞会，不买四轮轿式马车，不买特殊的化妆品……完全不跟上流社会交往”，在五层楼上租四个房间作住宅。他们的收入只允许做到这些。他的庄园一年能有两千收入（“如果不像所有地主那样对不幸的庄稼人敲骨吸髓的话，”——他保留地说），写作能有1000收入，她有一张20000的期票，年息800。赫拉波维茨基夫妇再没有其他收入了。

　　这封信值得注意的是，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托尔斯泰当时的经济状况和婚后生活的理想。

　　托尔斯泰终于看出他们之间没有共同语言；这样的爱情和婚姻只会给双方带来痛苦。12月12日，他给姑娘写了最后一封信，宣告这段恋爱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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