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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


  别看这混血女人胖得像个圆球,原来却相当灵巧。比尔与其说是在给她帮忙,倒不如说反使她碍手碍脚。马套好了,灯吹灭了,篷车开始在公路上跌跌撞撞地前进。他们在篷车上找到几块洋芋和葱头,这便成了贝利一家自离开圣马克-阿朗家以来的第一顿早饭。不过,没到下一个“车站”是无水可喝的。贝利婶婶渴得直舔干枯的嘴唇,比尔直吞口水,而两个孩子却比谁都更能忍耐,他们什么也不吵着要。只是睁大惊异的眼睛,注视着这个崭新的世界。这儿的一切,比起他们那建在木桩上的小房子来,可真算得是大千世界了!

  入夜,大车在圆石马路上轰隆响着,最后在巴尔的摩城外一座砖墙宅院里停下。比尔最先爬下车,头一个扑倒在一位包花头巾的宽肩膀矮壮妇女身上:

  “海特!”他喊了一声。

  “朋友中的朋友!”只听见哈丽特·塔布曼的声音回答说。

  贝利全家通过一条极不平凡的途径——把他们作为“急运货物”装进货车,从铁路离开了巴尔的摩市。

  比尔和他的妻子不得不钻进塞满锯末的芦席包,外面用绳子缝起来。芦席包上打着标记:“费城,黎巴嫩中学校收。小心轻放!”

  芦席包搬运得十分小心,可是搬运工却把比尔脚朝天倒放起来,他只得咬紧牙关忍耐了一刻钟。直到他听见响起汽笛声,感到车厢在铁轨上开始移动,才用刀子割断绳索,在半明半暗的车厢中爬出芦席包。就像沉入了海底,他的嘴一张一合,深深地吸了好几分钟气。

  令人赞叹的是,他一次也不呻吟,连气也没叹一声。待他恢复过来,又把妻子和孩子一一解救出来。最后才摸摸颈椎骨,看是不是还正常,贝利婶婶焦急不安地望着他。

  “没关系,”比尔说,“不过下次应当在芦席包上注明‘请勿倒置’。”

  在切斯特车站,哈丽特上了车,给他们送来了吃的喝的。待大家吃罢饭,她又让比尔一家各自钻进自己的芦席包,然后从外面把他们一一缝起来。

  “他们不会抓你吗?”比尔在芦席包里问。

  “没那么容易,比尔伯伯,”哈丽特笑盈盈地回答,“我有一份在‘逃亡黑人侦缉局’服务的证明。”

  采牡蛎的比尔大惑不解,好久说不出一句话来。

  “你别担心,”哈丽特说,“这份证明是威廉·斯蒂尔写的,他是费城地下铁道的站长。”

  “有了这证明,他们就不能抓你了吗?”

  “不能这么说。不过我们不冒险就寸步难行。万不得已的时候,警戒委员会就会来给我帮忙。”

  “‘警戒委员会’?”比尔喃喃地说,“‘车站站长’?……我可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些稀奇古怪的名称。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哪?他们都是守教规的圣徒吗?”

  “不啊,比尔伯伯。他们全是反对奴隶制度的人,只不过他们不愿坐等摩西降临,他们自个儿行动。”

  “行动?”贝利从她的芦席包里发出一声赞叹,“这就是打仗啊!”

  哈丽特陷入了沉思。

  “打仗?也许是打仗,不过这只是小打小干,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说过,真正的战斗还在后面呢!”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他是谁?”

  “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逃亡的混血种奴隶。他经常在集会上发表演说,揭露黑人的真实处境。关于他,三言两语说不完。”

  “揭露真实处境?他这么作,不会被抓去坐牢吗?”

  “要是一个人受到千百万人的真心爱戴,要抓他坐牢就不那么容易了。”哈丽特非常肯定地说。

  火车的汽笛一声长鸣,打断了他们的交谈。哈丽特出去了,车厢门也砰一声关上了。

  列车飞驰着,车轮在钢轨接缝上发出轰隆轰隆的撞击声。随着这有节奏的声响,比尔反复叨念着:

  “‘道格拉斯’,‘千百万人’,‘委员会’,‘斯蒂尔’……”

  在费城,他果真见到了斯蒂尔。

  “黎巴嫩中学”的校舍,是一幢最寻常不过的二层楼房,楼房前面有一座小花园。在二楼的一间空空如也的屋子里,一位戴眼镜的黑人坐在一张普通书桌前。他体格枯槁,脑袋却长得很大。他面前摆着一本记载每日事务的记事簿。

  威廉·斯蒂尔写道:

  “成千上万的逃亡者,阔别亲人,备受茕茕之苦;他们不断找寻离散的父母、兄弟和姐妹,希望恢复自己的真名实姓。而结局终归茫然。这一切令我痛心疾首。我深知作这类记载的全部危险,而且不敢幻想能活到铲除奴隶制和我的日记得以出版的那一天,但我仍以能将它们写出来而深感满足。”

  在“黎巴嫩中学”的空房间里,挤满了走投无路的逃奴。他们受尽了折磨,饥肠辘辘。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妻孥相随,刚到达这里时,有些人负着伤,有些人病病歪歪,有些人精疲力竭。他们倒在斯蒂尔跟前,几小时不能动弹,偶尔能呻吟着回答几句问话。不少人希望得到武器,有些人则只求塞饱肚子,找到一席安身之地,能休息休息。有的逃奴顾虑重重,不愿回答有关他们过去的问题。不过,所有这些人都满怀着希望。

  从国内战争爆发前几年开始,斯蒂尔就已顾不上去详细记录逃奴们的情况,他一般只是在夜阑人静时,借着昏黄的煤油灯,在发出例行的“列车”之前,简单地写上几句:

  “4位马里兰旅客,由摩西送至”,“4位该地旅客又由摩西引出”,“摩西近赴马里兰,运出6人”……

  深夜时分,站长把记事簿带到一片墓地来,藏在一座古老的墓穴中。这儿葬着费城一家老居民的三代死者。斯蒂尔这本笔记最终在1872年出版。

  在斯蒂尔的记事簿里,这次又添上了新的内容:

  “比尔·贝利,42岁,马里兰州人,随摩西自巴尔的摩到达,偕妻及二子。仍随摩西赴加拿大。发鞋4双,美金20元。”

  对这几位刚到来的逃奴,斯蒂尔没有作任何询问,便作完了记载。随后,他合上簿子,望着这位采牡蛎的比尔,笑容满面地说:

  “呵,比尔大伯,你们值汤普森博士1300美元,我能结识你,感到非常高兴。”

  比尔瞪着斯蒂尔,大吃一惊:

  “怎么……你打哪儿知道我叫比尔?”

  “根据报上的描绘啊,”站长和颜悦色地说,“瞧,这报上写着你的所有特征。你是多切斯特县采牡蛎的比尔,汤普森正出1300美元赏格抓你呢。”

  “天哪!”比尔长叹一声,拍了一下膝盖说,“要是他们照报上写的认出了我,我可就完蛋啦!”

  “比尔大伯,你大概估计得太悲观了吧?……”

  “就把我留在这城里算了,要不,别人还会为了我受到株连。”

  “啊,不,”斯蒂尔摘下眼镜,心平气和地慢声说,“你同哈丽特·塔布曼到加拿大去,她从没把旅客丢失过。现在给你20元,新鞋哈丽特会发给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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