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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〇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这个剧中扮演斯多克芒医生。他说,斯多克芒在他的剧目中,是为数不多的称心惬意的角色之一。这个艺术形象以其内在力量和魅力令人神往。

  初读剧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马上就理解了这个人物,并生活在这个剧中。第一次排演时,他马上就把角色演出来了。显然,所有为完成创作所必要的准备工作,内心素材的储备,以及对同角色相类似的生活感受的回忆,等等,都是生活本身早已为他安排好了的。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导演工作和表演工作的出发点,他的角色,都遵循着直觉和感情的路线。而剧本、角色和演出,却获得了另一种方向,获得了更加广泛的,也就是社会政治的意义和色彩。

  斯多克芒对真理的热爱和执著的追求,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吸引到剧本和角色中去了。在这个角色里,他很容易就戴上了一副玫瑰色的天真轻信的眼镜,通过它去观察周围的人,相信他们,真挚地爱他们。当他的那些所谓朋友心灵里的肮脏东西逐渐暴露出来的时候,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很容易就体会到这个人物的那种困惑不解的心情。当医生恍然大悟的瞬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感到害怕,不知是为医生,还是为他自己。这时他与角色已经融为一体了。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清楚地理解到,斯多克芒是怎样随着每一幕戏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孤立了。到全剧结尾,他变成孤家寡人时,最后那句台词——“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是最孤立的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就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了。

  从直觉出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非常自然地、本能地达到了内部形象,抓到了角色的所有特征和细节:像孩子般天真,对人类缺点一无所知,充满青春的朝气,同亲人的深厚感情,乐观、幽默、喜娱乐,善交际。总之,这个人物的性格魅力,能使所有同他接触的人都变得更加纯洁和美好……

  从直觉出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也达到了外部形象,它是从内部形象自然而然引伸出来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只要一想到斯多克芒的思想和疑虑,就会情不自禁地表现出他那近视的特征,身体向前倾的姿势,匆匆忙忙的步态;眼睛轻信地注视着同他交谈的对象的心灵,为了加强说服力,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食指和中指自然而然地伸了出去,仿佛硬要把他的情感、话语和思想塞进交谈者的心灵里去似的。这一切习惯动作都是本能地、不知不觉地涌现出来的。这些东西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后来出于偶然,找到它的来源了:在斯多克芒这个角色已经创造出来几年以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柏林遇到一个以前在维也纳疗养院结识的学者,从他身上找到了演斯多克芒时的手指姿势。很可能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不知不觉之间接受了这种活生生的榜样。他还碰到一位俄国著名音乐家、评论家,从这个人身上学到了斯多克芒式的跺脚。

  甚至在日常生活中,只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采取了斯多克芒的外部举止姿态,他心里便会涌现出曾产生过这些举止姿态的情感和感觉。角色的形象和情感有机地变成他自己的东西了,或者更确切地说,他的感情变成为斯多克芒的感情了。这时他体验到作为演员所能体验到的最大愉快,那就是在舞台上说出别人的思想,使自己从属于别人的情感,把别人的动作当做自己的动作去做。

  在第四幕公开讲演那场戏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对群众大声喊道:“咱们是畜生,咱们都是畜生!”他是由衷地喊出这句话的,因为他已经站在斯多克芒的立场上了。他以说出这句话感到愉快,还意识到那些喜爱斯多克芒的观众为他而焦虑不安,对他的缺乏机智很是着急生气,认为他会徒劳无益地激怒那群像野兽般的敌人来反对自己——所有这种感觉也都是愉快的。

  身兼演员与导演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很了解这种使剧中人遭到毁灭的真诚所具有的舞台效果,以及他的正直精神的感染力。

  斯多克芒这个艺术形象在莫斯科,特别是在彼得堡,已经家喻户晓。这是因为那是一个政治动荡的时代,社会上的反抗情绪非常强烈,人们期待着那些能够大胆、坦率地向政府说话的英雄。需要有革命的剧本,而《斯多克芒医生》就是这样的剧本。

  人们喜爱这个剧本。尽管主人公本身有其弱点,但他终究敢于提出抗议,大胆说出了真理。这就足已使他成为一个政治上的英雄了。

  1901年3月4日,彼得堡喀山大教堂广场上,大学生举行抗议沙皇政府的示威游行,遭到残酷镇压。许多学生被打伤,一大批游行参加者被逮捕、遭流放。

  当天晚上,莫斯科艺术剧院正好在彼得堡巡回演出《斯多克芒医生》。

  观众都是知识分子。由于白天发生的惨案,使他们非常容易激动。当斯多克芒收拾被捣毁的房间,看到前一天出席大会时穿的那条裤子上有一个大口子时,便对妻子说:“一个人出去争取自由和真理时,可千万别穿新裤子!”

  敏感的观众立刻把这句台词,同当天在喀山广场上发生的流血事件联系起来。斯多克芒这句话一说完,便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演出不得不停下来。

  舞台很低,成百只手伸到斯多克芒—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面前,和他一一握手,有几个年轻人干脆跳到台上拥抱他。演员与观众达到了融合……

  从1902年开始,艺术剧院演出了高尔基的《小市民》和《在底层》这类反映下层劳动人民生活的剧目。

  18.

  契诃夫和克尼碧尔结婚后,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关系更加亲密了,他成了剧院的股东之一。

  1902年4月,克尼碧尔在彼得堡巡回演出时,突然患腹膜炎。病势凶猛,急救车把她送进了医院,医生说必须动手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拍电报给契诃夫,不过未把真实情况完全告诉他,怕他一着急也会病倒的。即便这样,契诃夫仍然十分担心,一连拍来几封不安的、关切的电报。他的心早已飞到了彼得堡,无奈气候仍很寒冷,医生不允许他去北方。

  克尼碧尔在彼得堡做了手术后,剧院派人将她送到雅尔达休养。但因手术没有做好,刚到雅尔达,她的病又复发了。契诃夫像一个最温柔体贴的护士一样,昼夜照料病人。

  契诃夫向往莫斯科,天气一暖,虽然病人还未完全恢复,他便带着她一块去莫斯科了。由于旅途劳累,克尼碧尔在抵达莫斯科的第二天再次病倒,这一回比前两次都要厉害得多,她甚至绝望地想到了死。契诃夫在医院守护着她。艺术剧院全体成员也都来轮流值班,与其说是为了病人,倒不如说是为了契诃夫,有他们在旁边可以给他增添勇气和力量。

  契诃夫住在克尼碧尔病房隔壁的一间屋里,剧院的艺术家们经常在这里陪伴他。当克尼碧尔的病情危急时,大伙儿就聚集在一起,商量办法……

  有一天,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吉拉罗夫斯基①在医院门口吸烟(在契诃夫的房间不能吸烟)。当他俩谈到一个年轻的生命可能就会结束时,那位“吉拉伊大叔”激动地哭了起来,跑到大街对面的一家酒店里,喝了一大瓶酒,然后跳上一辆停在路边的马车,给了车夫3个卢布,让他驾着马车在街上跑……

  ①吉拉罗夫斯基(1853—1935)俄国作家、记者,以“吉拉伊大叔”之名闻名文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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