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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


  姑娘们一律身穿英国式白色短衫。发式简朴,不施脂粉。小伙子们的穿戴也很朴素大方,与其说他们是演员,不如说这些人更像一群男女大学生。

  空闲时间,他们在一起讨论文学艺术方面的问题。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每天从留比莫夫卡来。他要求演员们不但要背熟台词,还要论述剧本所反映的时代,和这一时代特有的风尚,以及剧中人物的性格。

  他常常向演员们提出一些颇有新意的问题,这些问题使好学的青年们感到兴趣盎然,不时引起热烈的辩论。不过也有个别人害怕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这种提问,他们在下面悄悄说:“这儿不是剧院,它已经成了学校!”

  剧院全体成员生活在一个和睦的集体里,后来还不时搞些善意的恶作剧。

  有人散布说庄园里有鬼,还说亲耳听见过半夜鬼叫门。另一个人则坚持说,他在房间里清楚地看见一个影子在移动……

  有一回,一位演员进入自己的卧室,准备睡觉。刹那间,毛巾、毯子、枕头,全都飞了起来,椅子倒了,桌子翻了……吓坏了的主人跑出房间,恶作剧者这时立即涌进房来捉“鬼”……那个神魂未定的演员虽然明白原因所在,可是,他还得时刻提防随时都可能发生的突然袭击。他不敢坐到椅子上,一坐下来椅子就会滑跑;他害怕躺到床上,因为床单下面有芒刺;他胆战心惊地打开箱子,一打开就会从里面跳出一只老鼠……

  最后,那些恶作剧者,搞到了令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丹钦柯不得不出面干涉的地步。

  3.

  秋天,剧院全班人马迁回莫斯科,在车市街“爱尔米塔日”剧院安营扎寨。

  开幕演出之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正在聚精会神地推敲一个场面时,丹钦柯忽然对他说:

  “不能再拖啦!咱们剧院就定名为‘莫斯科艺术大众剧院’吧,你同意吗?马上要举行开幕演出了,剧院名称必须立刻定下来!”

  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没加思索。他觉得叫什么都无所谓,所以当即表示同意。

  可是到了第二天,当他看到“莫斯科艺术大众剧院”的广告时,他感到十分紧张,因为他懂得“艺术”二字的分量!

  剧院在诞生的最初日子里,处境异常困难。首先面临的是经济恐慌。业务如不开展,剧院就没有生存的余地。而开展业务的头一关就是剧目问题。

  有哪些剧本适合新剧院上演呢?艺术剧院的两位领导绞尽了脑汁。

  丹钦柯想到了契诃夫的《海鸥》,他感到这个剧本跳动着俄罗斯现代生活的脉搏。

  丹钦柯立即给契诃夫写信,要求上演《海鸥》。他写道:

  “你的戏必须交给一个有鉴赏力的文学家,他懂得剧本的舞台魅力,同时又是个独具匠心的导演,戏才能演好。我觉得我自己正是一个这样的人。

  我已立下目标,一定要把戏里那些罕见的画面再现出来。《海鸥》特别能唤起我的热情,我准备用行动来证实自己的见解:只要用一种巧妙、不陈腐、而且诚挚的表演方法,那么戏里每一个人物所潜伏着的戏剧性和悲剧性,就必然能唤起观众的热情。这出戏也许得不到暴风雨似的掌声,可是这场真正摆脱陈规惯例、新颖、天才的演出,必将证实艺术上的一大胜利——这一点我敢担保,现在只等你的许可了。”

  但是契诃夫回信拒绝了丹钦柯。他说,他既不希望也没力量再去体验一遍曾经品尝过的痛苦,并一再强调,他不是剧作家。

  丹钦柯没有就此罢休,继续写信要求《海鸥》的上演权。他说:

  “如果你拒绝把这个剧本交给我,你就伤了我的心。因为《海鸥》是惟一能迷住我——一个导演——的当代剧本。而你呢,是一位对一个具有示范性剧目的剧院,能引起极大兴趣的惟一的当代作家。”

  丹钦柯的热情打动了契诃夫,他终于答应把《海鸥》的上演权交给艺术剧院。

  为了答谢契诃夫的盛情,丹钦柯带着妻子,于仲夏时节,专程去契诃夫在莫斯科近郊的梅里霍沃别墅。契诃夫虽然生着病,见到丹钦柯夫妇十分高兴,和往常一样,谈笑风生。他的弟弟一家正住在这里,弟媳刚刚生了一个女儿,契诃夫让人把女婴抱出来给丹钦柯夫人看,说:

  “把她买去吧,您看怎样?比如说给两个半卢布,好吗?”

  丹钦柯告诉契诃夫,他正在熟读《海鸥》,正在寻求一个导演所能把观众从他们眷恋的老路,领入另一途径的那些桥梁。他说,观众现在还不能,也许永远不能接受剧本的情调,所以必须用一列强有力的火车把他们送过去。丹钦柯代表莫斯科艺术剧院全体成员,表示要竭尽全力做到这点。

  告辞时,丹钦柯邀请契诃夫到莫斯科看《海鸥》的排演,契诃夫高兴地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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