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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


  她十分警惕地照料他的生活,她常常因发现萨特从朋友家带回的一些酒瓶而勃然大怒,酒精对萨特是致命的东西!萨特无法继续写作,波伏娃便笔录他想说的话和他与别人的谈话。

  为了传达萨特的思想,波伏娃做了很多精心细致的工作,她尽力利用与萨特接触的机会提些问题,以使萨特在回答时能反应出一个思想,以此来维持思想之火不熄。这是一种深情厚爱的行动,也是一种令人心碎的需要。

  萨特和波伏娃之间的融洽默契源于他们关系的透明性,这种关系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毫无浮夸之嫌,既没有理想化的色彩,也没有不实的谎言,这是被事实证明了的。波伏娃爱的是人不是偶象。她谈起萨特时言辞中激荡着生命的热情,词语间使人感到时代的流逝和力量的冲击。

  1980年3月20日,在巴黎布尔塞医院,萨特患了严重的肺积水。他常常突然性地发生一阵肺痛。

  难以忍受的可恶的病魔降临在他身上。萨特只能用微微呼吸的鼻子还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

  “死亡是我的眩晕,因为我没有生的欲望。那就是为什么它不使我如此恐怖的原因。凭借把它与荣誉相等同,我让它变成了我的归宿。我想是该死的时候了那时我会燃出火焰并烧成灰烬刀光剑影消失了,著作留下了。命运使我成了一本书;我可以用不可替代的碑文来替代我那轰轰烈烈的一生。可以用一种风格来代替我的肉体,可以用永恒来替代我的时间的微小升降。我可以在圣灵面前作为语言的沉淀物出现,可以成为人类的附属物,总之可以成为他物成为不是任何东西的他物当我工作结束之后,我的生命也自行消亡。”

  4月15日夜晚,人们静静地注视着最后抢救的萨特。眼中含泪的波伏娃默念着即将告别的萨特的名字,“让—保罗·萨特!”“让—保罗·萨特!”渐渐地泪水模糊了人们的眼睛。萨特的身影也从他们的眼泪中模糊地消失了。他病逝时,享年75岁。

  萨特去世后,为了纪念他,波伏娃特别把他最后几年的艰辛历程记录在《告别的仪式》中。这部书描述了萨特晚年的真实生活记录。这部书的问世曾遭到一些人的敌视。有些读者大声疾呼,指责波伏娃在亵渎神圣:不该表现天才的风烛残年。然而这却是真情,是日常生活中的常事,也是势所必然的规律。

  我们能在这些清晰的风格中看到萨特的晚年,确实得之不易。波伏娃毫无润饰地记录了萨特的生活,又如此真切感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杰出的艺术。

  当时代和前景允许我们撰写一部战后世界思想的历史时,让—保罗·萨特的名字无疑处于中心地位。

  作为哲学家、剧作家、小说家、政论家和叛逆者,萨特对构筑当代思想的大厦所做的贡献比谁都多。他是既通过他的思想的直接力量——他具有捕捉现代经验的难以捉摸的模式的出色计划与谋略——又通过作为其他思想家的最强硬的论敌做到这一点的。关于萨特,人们完全可以这样说:他提出的问题比其他任何人的回答几乎都更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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