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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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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萨特患病期间,波伏娃从来没有停止过为个人利益而奋斗,正是由于这种精神的执着,1975年1月,她被授予耶路撒冷奖。这个文学奖是为那些城市个人自由思想发展做出贡献的作家设立的。在波伏娃之前,贝尔特朗·卢塞尔、马克斯·弗里施、焦治鲍尔亦曾得过此奖。在为她举行的授奖仪式上,3500名被邀请者长时间地鼓掌向她祝贺。 1977年1月12日,波伏娃在《世界报》上发表文章,呼吁赫尔辛基会议成员国首脑们不要忘记他们对公民自由流动权力所作过的承诺与许可,而“苏联公民的这个权力却远没有得到勃列日涅夫的认可”。 1978年3月8日,为了争取最广泛的民众,使他们理解波伏娃所传达的信息,波伏娃转向了电影和视觉领域。她全力支持在纽约举办的妇女电影节,同意发表《世界报》记者对她的采访。在这篇国际妇女节时的采访中,波伏娃说,人权“并不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在所谓的人权中,人们就没有把妇女权力的特殊性包括在内”。她强调说,官方机构根本听不到妇女权力的呼声。妇女不仅要求结束对她们的剥削,而且要求结束对她们的折磨。 在由阿斯特卢克和贡达执导的《萨特自画像》中,波伏娃参加了其中的一些对话,有一组镜头是在她的工作室拍摄的。她同意改编《疲惫的女人》并参加其中的对话。之后,“出于再现真实的渴望”,她同意饶塞·达扬和玛利卡·里布斯卡拍一部她的自传电影。 波伏娃认为,在她的读者中,很多人对她一无所知,由此常产生误解。通过影片,波伏娃可以直接与观众交流。有些人没读过她的书,却听说过她,而且常常从道听途说中得出完全错误的形象。 萨特自从双目失明后,他仍在继续工作,在他的朋友比埃伦·维克多的帮助下,正在努力完成一部手稿,这部最后的结束作,题目是《权力和自由》。此后,他基本上进入无法写作,无法进入的状态中。 §6、诀别 几十年来,由于每天的艰辛奔波和工作的辛勤劳累,难勉疾病缠身:3岁损失右目的萨特,左眼也在他的晚年因充血过多而失明,每天他只能由波伏娃给他念新书和书刊,自此封笔放弃了他一生热爱的写作。 萨特和波伏娃到晚年,仍是行影相随,真诚相待,默契相融。无疑使很多情人为此仿效。可以说萨特和波伏娃成了本世纪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伴侣,但关于他们的生活方式,大多数与他们竞赛的情侣却一无所知。 人们把他们这对伴侣说成了神话。因此有人利用发表一些文件形式的致“海狸”和其他几个人的信、出人意表的信破坏他们在人们心目中的情侣形象。 自由的爱情是对婚姻的模仿,结局并不是双方关系破裂而导致离婚。萨特和波伏娃的关系完全是另一码事。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共同生活过。50年来,坚不可摧的友情将他们紧紧地连在一起,他们的关系远远超越了共同持家度日的要求。他们曾经长期住在旅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卧室,有时不在同一层;后一段时期,波伏娃住在她的办公室,萨特在没有自己的房子时一直住他母亲家。这种分居的方式给他们双方以很大的独立性,不管谁干什么,对方都有自己的自由,也不会被对方发现。他们在饭馆吃饭,有时是他俩,有时和朋友聚在一起。他们从各种家务琐事中解脱出来,他们的爱情不是自由无羁的,而是自在超脱的,他们首先摆脱的是家务的劳役。 这种生活方式对男人来说并不稀奇,可女人这样做就不免令人惊诧,而他们这对始终相濡以沫、休戚与共的伴侣都这样做,则是绝无仅有的了。他们没有任何准则,也不规定任何方式,他们共同享用两个绝对的自由,他们除了你需要我,我需要你外,没有任何其他的理由。正是这种相互间的绝对需要才能使他们真诚相待,默契相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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