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32)_虚阁网

三二

　　人群中爆出一声吼叫：“你抓的是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警察一听愣了千分之一秒，立刻松开了伟人的胳膊，快步走开，萨特和记者们紧跟在他的后面。他继而小跑起来。围观看热闹的人们高喊：“抓小偷！

　　抓小偷！”那只夹着报纸的胳膊一松，丢下报纸撒腿就跑。终于隐没在吵嚷的人群中。卢森堡电台播放了这次的消息。

　　6月26日他们在《人道报》办公室前又开始了战斗。这次迎接他们的是一辆囚车。萨特他们被有礼貌地带到警察局验证身份。警察让胳膊下掖着两捆报纸的萨特下到便道上，并对他彬彬有礼地说：“您自由了，萨特先生。”然而波伏娃和其他人被带进了警察署。一个警察有点迟疑地问：“除了萨特先生，这儿没有名人了吧？”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都是名人。”警察有些不安地看着他们。合唱队毫不客气地说：“如果你们孤陋寡闻，那可不是我们的过错。”

　　于是，警察局长开始检查他们的身份证。“贝尔特朗波伏娃，这不是作家吧？”不知谁审慎地笑了一下，把局长更弄糊涂了。门开了，一个怒气冲天的警察把萨特带了进来。萨特刚才还在抽空散发他的那捆报纸呢！警察局长赶紧打电话给他的上司。上司授意放掉萨特和波伏娃。把人民事业之友的其他成员扣住。萨特和波伏娃宣称，不把大家都释放，绝不走出此门。此时，警察局门前熙熙攘攘地挤满了记者和摄影师。法朗索瓦·特户弗不失时机地为卢森堡电台录下了实况。英国、德国、意大利还有瑞士的电视台也相继播出这一场滑稽的戏。《世界报》、《战斗报》、《费加罗报》、《法兰西晚报》等所有报纸在大论此事。

　　取得这个成绩后，萨特接任领导左翼报纸《一切》和《人民喉舌》的主编。波伏娃是《国际傻人》的主编。但他们做了一定的保留，不再接受任何左翼观点。

　　萨特和波伏娃又组织另一次示威。他们把《人民事业》报的所有朋友召集起来，一同把成千上万的报纸运到马斯贝罗和读书乐书店。在那儿，他们把报纸免费赠发给过路人。警察在街角处的一辆汽车中静静地监视他们，但却不再出面干涉。此刻，萨特和波伏娃得到信儿，说报友被抓。他们直奔先贤祠警察署，紧随他们的全是记者和外国电视台的采访人员，还有一辆警察车跟着他们。结果什么事都没发生。

　　10月19日，《国际傻人》原主编让—埃登·哈利耶被捕。波伏娃在《世界报》发表了一个声明：“政权刚刚指控前任主编犯有出版《国际傻人》罪，而我从第10期起，开始接任这份报纸的主编工作有三个同仁被控犯罪。是因为他们写出了真理，名为工作事故的事故是合法的罪，年轻的劳动者和知识分子团结起来，并肩战斗，在我们团结的铁肩后，有法国人民团结支持。我们切不能上当受骗，政权只宽容那些对它有利的新闻，它拒绝把播散新闻的权力给那些揭示大众苦难和反抗的报纸。不管政权如何施威，追捕，我还要和我的《国际傻人》的同仁团结战斗，争取新闻自己，继续为自由而战。”

　　1972年2月，萨特和波伏娃一起支持被雷诺汽车公司解雇的毛主义战士。他们和克拉森·阿里委员会的代表一起来到雷诺厂，代表们为保护被雇工人利益和资方交涉，萨特和波伏娃告诉人们：“雷诺公司是国家企业，是公共的财产。董事长先生，公司不是你个人的家产。你不仅要向现政府交帐，还得对集体性负责布劳涅省的公民监督管理雷诺厂只是这次行动的第一步。”

　　引人注目的示威者被粗鲁的极右分子赶出厂门。

　　没过多长时间，一伙“新秩序组织”的极右分子在圣—万桑曼广场上焚毁了萨特和波伏娃的书。

　　2月中旬，萨特在布鲁塞尔进行讲演。

　　“资产阶级总是为其知识分子操心，它也应当如此。资产阶级总是小心翼翼地注视着它的知识分子，好像他们是资产阶级自己莫名其妙地生育出来的一群怪物似的。事实上，也就是资产阶级生育了它的知识分子，因为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出身于中产阶级，并在其成长过程中深受中产阶级思想的熏陶。他们扮演的是中产阶级文化的守护人和管理者的角色，他们的作用就在于把这种文化传授给下一代。结果，就像保罗·尼赞常说的那样，一部分从事于实用科学工作的知识分子都或迟或早地扮演了看门狗的角色。其余的人则在经过仔细筛选之后，保持着杰出人物的身份，即便这些人在宣讲革命时也是如此。这后一种人被允许争论他们的思想观点：他们讲的都是资产阶级的语言。

　　渐渐地，资产阶级就造就或影响了这部分知识分子，于是，在时机相宜时，资产阶级就使用某种手段使这些人就范，这些手段无外乎授予知识分子一些高雅的荣誉，例如授予一项诺贝尔奖金或让其当选为法兰西学术研究院院士，或者是给予他们某种薪俸。

　　然而，有那样一批知识分子，他们自1968年以来就不愿再和资产阶级进行任何对话了，我把我自己也列在这类知识分子的行列之中。其实，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每个知识分子都有可称之为意识形态情趣的东西，所谓意识形态情趣是指他的全部著作的总和——如果他是作家的话——包括他最近的著作。但尽管我一直在向资产阶级发难并与之进行争论，事实上我的作品还都是为资产阶级写的，用的也是他们的语言。而且在我的著作中——至少是在我的早期著作中——不难发现一些杰出人物统治论的言论。过去的17年中，我一直在从事福楼拜的研究工作，这一工作并非完全与工人阶级的直接利益相关。我深深潜心于这项研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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