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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


  成功带来的不仅仅是名气,是被崇拜。萨特不明白自己怎么惹怒了这么多人,尤其是右派和左派对他进行两面夹击。萨特常常描写战争、人工流产、同性恋、吸毒或卖淫的,这使他的小说展现了一幅资产阶级不愿看到的社会画面,他们甘愿倾听有关温柔的现实的谎言,而不愿正视那已经被异化了的世界。资产阶级在萨特的著作中看到了自己,但又无法接受他所示范的那种自我超越。他们要求有自我选择的自由,但种种责任令他们厌烦。感到自己处境的尴尬,右翼的人们开始在杂志上、在课堂里、在演说中对萨特大肆攻击:《十字架报》贬斥存在主义是“比18世纪的理性主义和19世纪的实证主义更危险”的理论;诗人莱昂断言“存在主义是骂娘的哲学”,伊夫、冈东指责“存在主义是粪便哲学”;还有人控诉存在主义是悲惨主义、颓废主义。一时之间,“行了,存在主义!”成了最时髦的辱骂之词。

  萨特既然背叛了本阶级,来自右翼的悍然攻击就该是意料之中了,但左派之中竟然也响起了种种不满的声音,他就有些费解和委屈了。左派认为存在主义是一种不健康的哲学,它抛弃生活的乐趣、颠倒价值的比例。共产党的报纸《真理报》用一种讽刺的口吻谈到存在主义:“存在主义,它教导人们,一切历史进程都是荒谬的,一切美德都是谬误。”

  《行动》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指责存在主义把通向一切历史哲学的道路全堵死了,使人们看不到真正重要的问题。共产党的理论家罗敏·加马蒂严正地批评萨特,说他正把青年人拉离马克思主义:“你阻挠人们向我们靠拢。”

  然而,事情还不尽如此,后来对存在主义的批评发展成了对萨特本人的恶意攻击。何为存在主义者?“他是一个恶心、厌倦、生活彻底放荡,有着各种怪癖,超脱存在之责任的人。”萨特吃惊地发现:不知何时自己头上扣了一个倒翻的垃圾箱。他的哲学也被人辱骂为“破烂、轻浮,只适合于病人”。人们对于他和波伏娃这种虽来往密切,但彼此享有感情和性的独立的特殊关系也大作文章,说萨特是一个道德彻底败坏,而又最善于藏污纳垢的家伙……有一天,居然有人在公开场合大声问萨特:“你是不是一个疯子?”已经学会了自我保护的萨特对此不置一词。

  如果说善意的批评、建议最能使萨特有所触动,重新审视自己,那么恶毒的人身攻击对他却毫无影响。现在的萨特无论在心智上,还是思想上都已经完全成熟,而作为一个冷静而深刻的哲人,他知道路该怎样走。他仍然手笔不停地创作,以更大的热情投身于时代的洪流中。

  第二十章 第三条路

  成名之后的萨特丝毫没有改变。他还是住在旅店里,还是常常到咖啡店坐坐,他还是无心考虑自己该如何打扮,仍然不结婚,仍然避开社交界,也从不拿作家这个幌子来保护自己,尽管如果这样做的话,他的一些“奇谈怪举”可以得到一些谅解。他生活的主要内容仍然是写作,惟一有所变化的是:他对当代政治越来越感兴趣了。每一个重大社会事件、每一篇重要的政治评论都令他密切关注。

  二战后的法国到处是贫穷、饥荒。食品的短缺不断引起骚乱、罢工和犯罪。就在这种时局下,法国国内政治势力的团结却日益显出分崩离析的趋势,政党间的争执不断尖锐化。右翼组织“法兰西人民联盟”坚持进行激烈的反革命运动,而法国共产党的举措也显得有些过火:他们几乎把每一个不向他们靠拢的人都叫做法西斯分子,事实上,左、右派的这种对立在更大范围内是国际大团结瓦解的折射:美苏两大集团的冷战已经拉开了序幕。

  该往何处去?萨特感到无所适从。他当然一向与狂热的好战者——那些希望以强权、武力来恢复法兰西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的戴高乐分子针锋相对,但他也不尽赞成法国共产党不惜一切代价与苏联保持一致的做法。在他看来,苏联当然是社会主义的化身,然而作为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一个,它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还为战争作准备,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把世界推到了危险的境地。

  有没有第三条路可走?萨特决意避免选择两大集团中的任何一方,而找出另一条路来。当然,要坚决反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阵营的霸权政策,然而拒绝与苏联完全站在同一立场上也并不算消极。萨特希望通过各种方式来宣扬自己这种政治态度,从而影响越来越多的人,达到使法国避免走上歧途的目的。

  机会很快就来了,连萨特自己也没想到,他可以在国家电台发表讲话。从前萨特当老师时的同事吕西安·博纳法正活跃于社会党内,他提议萨特和《现代》的成员可以在每周一次的“现代论坛”节目中播音一次。萨特决定最大程度地利用这次机会。

  第一次节目开始了,萨特和他的同事们采取了圆桌讨论会的形式。他们轮番呼吁听众抵制两大集团的冷战。“无论你们加入哪一派,都只会加剧双方的冲突。和平是可能的!”萨特那尖利的声音回荡在法兰西的上空。

  第二次节目是一个政治小品。其时,法国正准备举行地方选举,法兰西人民联盟在县级选举中赢得了胜利。可是,就在选举的第二天,他们遭到了萨特和《现代》同僚们的猛烈抨击,在这个政治小品中,由舒尔法扮演一名戴高乐分子,而萨特、波伏娃、梅隆·庞蒂、蓬塔利斯和博纳法轮流同他论战,以排山倒海之势驳倒了“假戴高乐分子”的每一种辩解,并借机谴责了戴高乐分子宣扬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做法。

  广播节目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这其中不乏赞同之声,也有一片指责声。几家报刊开始起劲地诋毁他们,而一些胸前挂满了勋章的戴高乐分子竟怒气冲冲地来到萨特常去的“弗洛”和“塔布”咖啡馆,里里外外找了个遍后,扬言一定要把萨特痛打一顿。稍温和一些的右翼知识分子则提出挑战:要把这种讨论会继续下去,他们将出来应战。不过也许是因为害怕萨特那所向披靡的辩才,他们最后又不了了之。最厉害的回击来自已经做了戴高乐的新闻部长的马尔罗。他亲自来到已年逾古稀的加俐玛尔那里,发出最后通牒:要么加俐玛尔出版社立即停止出版《现代》杂志,要么他马尔罗洗手不干,而纪德以及该社旗下的许多驰名作家也将一齐退出。这道杀手锏在加俐玛尔出版社内部引起了恐慌,经过了整整24小时的调停、协商后,双方才达成一致:《现代》仍由加俐玛尔出版社出版,但主编易人——出版家勒内·朱利玛取代了梅隆·庞蒂。不久,政府把“现代论坛”节目也封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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