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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


  应该说,芒西对于萨特努力方向和前途设计的干涉,主要出自于他对文学、哲学、历史等人文科学的无知以及他作为一个标准的资产阶级绅士思想上的局限。然而在独立意识越来越强,且一直潜藏着深厚敌意的萨特看来,芒西此举暴露他想“管教”和“控制”自己的企图,他要强加给萨特父权——这一萨特从不曾领教过的东西。萨特因而万分恼火,他决定反其道而行之,不久,他宣布自己将攻读哲学博士学位。萨特选择哲学作为终身奋斗的学科,与其说是因为他觉得哲学最能揭示永恒的真理,不如说是因为学哲学能与继父作对。“正是为了跟他顶牛,我才决定搞哲学”。

  成年后的萨特一直不曾消除与继父之间的生疏感,他曾这样客观地分析这种奇特的父子关系:“我故意反对他所说的或者相信的一切。我感到,我们的关系有许多说不清的东西。我对他没有子女的孝心。表面上,我们的关系正常,我对他惟命是从,认识到他应有某些优越的权利。然而事实上,我们之间存在着根本的敌意。”在此之前,人人呵护、众星捧月的生活使萨特不知暴力与仇恨为何物,但这段在“一个土木工程师的管辖下”的生活使他懂得了什么是“阶级斗争”。

  1917年夏季,芒西当了德洛奈·贝尔维尔公司军舰建造厂的指定头头,被调往拉罗舍尔——一个沿大西洋的海港城市,妻子和继子随同前往。

  从这时起,萨特开始了他生活中最倒运的阶段。青春发育期的少年特别容易走上歧途,而与母亲的决裂、对继父的敌意以及陌生的环境使萨特这一时期的心理困难格外突出。曾经是乖孩子、好学生的萨特突然间改头换面,变成了一个性情乖戾、近乎懈怠的“问题少年”。在学校里,他的成绩平平庸庸,个子没有再长却开始学着和人打架。令人不可置信的是,他还学会了偷窃。

  母亲的钱包总是放在碗橱,里面装着她每月的零用钱和全家的伙食费。这天,萨特悄悄地打开它,拿了一张一法郎的钞票,因为他又想吃拉罗舍尔大糕点店卖的罗姆酒水果蛋糕了,却不想开口向母亲要钱——他现在尽量避免与家里人讲话。此后,萨特的胆子越来越大,开始今天拿两法郎,明天拿5法郎。不知不觉,他已经聚集了70法郎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母亲在他的夹克衫口袋里发现了一大摞纸币和硬币,这自然引起了她的疑惑:

  “这些钱从哪儿来的?”

  “这是我开玩笑从卡迪路那儿拿来的,我打算今天还给他。”萨特企图蒙混过关。

  “好吧,我来还给他。你今天晚上把他带到家里来,我问问他是怎么回事?”

  事情很快败露了,母亲和继父大发雷霆,狠狠地责骂了萨特一顿。格外伤心的母亲甚至在一段时间内没有理他。不久,从巴黎来的外祖父也知道了此事,他无法抑制心中的愤怒:卡尔家的人历来有体面、有品格,而现在竟发生了这种事!这天,卡尔故意让一枚10生丁的硬币掉在地板上。“作为一个教养很好的小家伙,我却弯腰寻找硬币,可是一个严厉的手势阻挡了我。”萨特60多年后还清楚地记得那一幕:“外祖父可怜的膝盖吱吱嘎嘎地作响,他俯下身子捡起硬币。他认为我不配再从地上拾钱。”这一举动大大地损伤了萨特的自尊心。

  偷窃使萨特不再受欢迎,他感到自己变成了流浪儿。现在,他的暴力倾向更严重了,加入了一个专爱打群架的学生团伙后,他常常在大街上与另一支队伍短兵相接,打得难分难解。母亲为此伤透了心,甚至有人断言:这孩子怕是无可救药了。

  生活总是在如水一般的平静中蕴含着小小的出乎意料。正当萨特的家人为萨特的误入歧途一愁莫展时,萨特自己开始厌倦了这种做差学生、当一名烂仔的感觉,很快轻而易举地走回了正道。1919年,他重新以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精力投放到学业中。这年年尾,他的法文写作、拉丁文、德文等课程考试都拿了全班第一。由于成绩优异,母亲和继父爽快地答应了萨特想重返巴黎亨利四世中学的请求。

  萨特在青春期的表现表面上看令人费解,实际上却有迹可寻:他想尝试一下做一名差生,这既出于对继父要求他做一名循规蹈矩的学生的反抗,也出于对母亲“背叛行为”的报复心理,而当发现在同学的眼中,他并不太有体面时(他是外地人,还有个继父),他便选择了打架、偷窃等不正当的行为来显示他对这种看法的不以为然,并借此给同学们留下深刻印象,以让他们忽视或忘记他所引以为耻的家庭关系。当萨特度过了青春危险期,并很快成熟起来时,他就自己认识到了这种做法的可笑和毫无必要,从而迅速地从歧途走上正轨。

  萨特是真的长大了,他完全懂得要实现自己的理想,现在必须全力以赴地打一个扎实的基础,以便考取第一流的大学。到他在参加高等师范学院入学考试之前,在路易大帝公立中学补习的时候,老师对于萨特已经极为满意了:“机敏,前途无量,尽管他有过分自信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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