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自传(110)

一一〇

　　它还导致了政府和反对党两个角色的奇怪换位。竞选一开始，工党就没有怎么考虑自己的竞选宣言，只是为拉选票作了一些承诺——如领养老金者免领电视许可证等，另外对自己的工作进行了有限的辩解。他们集中力量攻击保守党的政策——有的是真实的，有的是捏造的。吉姆·卡拉汉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他那慈祥大叔的和蔼形象，领导了一场极为有效但却完全消极的竞选运动。

　　他们的运动是从3个层面上展开的，第一，每天向新闻媒体提供骇人听闻的故事——从加倍征收增值税到大量削减国家保健服务。他们说，如果保守党当选，就会发生这些情况。第二，对我们的承诺特别是关于降低所得税的保证的可信性散布怀疑。第三，竭力把我描绘成一个危险的右翼理论家，不适宜承担首相这样高要求的复杂任务。工党的战略使我们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我们应该对他们的进攻进行还击。还是应该坚持自己的使命，坚守自己的阵地？我们只是部分地摆脱了这种困境。

　　第二节组织竞选运动

　　几年来，我们一直在期待举行大选，因此有充分时间进行准备。在党的历史上，我们第一次租用了一辆大轿车，把它布置成活动办公室，我们就在这间活动办公室里从一个竞选地点跑到另一个竞选地点。活动办公室的总管是戴维·沃尔夫森。他是替代约翰·斯坦利担当这个工作的（我们出师第一天，约翰在布里斯托尔走下阶梯时滑倒，造成椎间盘突出，立刻被送往医院；在整个竞选过程中，他就一直呆在医院里）。德里克·豪在“战斗大轿车”里担任我的新闻秘书，戴维·博迪则是第二新闻秘书——他和新闻记者们一起坐第二辆大轿车。罗杰·博登负责提醒我们下一站到什么地方，到了那里该做什么——这是一项相当繁重的工作。我的老朋友、保守党副主席珍妮特·扬夫人和我们一起旅行，负责与保守党主席办公室保持联系。迈克尔·多布斯担任流动图书馆馆员，随身携带大量事实与数据资料，以备我在小城镇停留时回答问题之用（他后来写了一本讲述可怕的政治欺诈故事的书）。哈维·托马斯打前站，为我安排讲话，组织群众集会。另外还有3位长时间不辞劳苦辛勤工作的秘书——特萨·贾丁、佩特森、卡罗琳·斯蒂芬斯和萨莉·詹姆斯，她们在乡间道路上转弯和颠簸的轿车上用打字机打出我的讲话稿，这是一项几乎难以完成的任务。

　　由于当时没有文字信息处理机、传真或复印设备，工作比后来两次选举复杂得多。我们倒是有一部无线电话机，但它实在不能令人满意。司机有一次倒车时，不小心撞坏了天线，就再也无法使用。所以，每当我们来到一个地方的保守党分部，就疯狂地冲向电话机，赶紧向总部报告改动讲话稿的情况，同时另一个人通过另一部电话记下当天在伦敦发生的事件。

　　为了让我跑更多地方，旅途上有几个晚上没有回伦敦。但我发现这种做法效果并不理想，以后两次竞选就再没有这样做。离开了伦敦，很容易失去（或者至少感觉到失去）对竞选运动情况的了解；同时也可能在关键问题上其他人用他们的判断来代替你的判断。在一场生死攸关的大选中，这两种情况都是不能允许的。但是我经常晚上很晚才回到福拉德大街寓所，那时秘书们就会为我和我的发言稿写作班子——约翰·霍斯金斯、彼得·厄特利、休·托马斯、艾尔弗雷德·谢尔曼和有时也参加的罗尼·米勒——端上热好的饭菜。在工作日主要吃速冻食品，周末则能品尝一些外国风味，像橙汁鸭和葡萄鱼。我们起草讲话稿时，丹尼斯在楼上专心看电视，听有关竞选运动的报道。只要听到他从楼上传来一声“胡扯！”或者更难听的话，就知道一定是工党政客们又在散布什么恶毒中伤的话了。

　　要使竞选运动各个方面的工作协调一致始终难以做到。安排得好好的计划会被打乱，上午的记者招待会从来也不能集中讲一个信息，党的领袖的讲话讲的是另一套，影子内阁大臣们讲的是第三种意思，向候选人介绍的情况又不一样。尽管我和彼得·桑尼克罗夫特在策略上存在严重分歧，但应该承认，彼得和他的工作班子是非常能干的，他们各有所长，互相配合得很好。彼得本人在整个竞选运动期间坐镇伦敦，担任总部策略委员会主席，这个委员会似乎一直在不停地开会。他总是精明能干，具有很高的权威。阿利斯泰尔·麦卡尔平的非凡筹款能力使党的活动得到保证，它从未因缺乏资金而无法采取主动。

　　企业的小额捐款大量增加，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情况。这说明企业界人士懂得保守党将再次成为主张自由企业制的政党。这也表明，我们并不是只依靠少数几个大额捐助人。开朗、乐观、活泼、敏捷的托尼·加纳是全国竞选组织工作的负责人。戈登·里斯已回到总部主管对外宣传，他要我们大家认真对待新闻媒体的严格要求——强调通俗小报和最佳电视镜头的重要性，强调发布新闻的适时性，争取及时赶上较早的晚间新闻。到目前为止，我从戈登那里学到了许多经验，在电视镜头前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以便很好地出现在屏幕上。至少不必再去担心可能出现色彩不协调。保守党的竞选运动套用亨利·福特的一句名言：你可以穿任何颜色的衣服，只要是蓝色就行。我在大多数场合穿藏青色衣服。

　　大选期间，保守党总部收到和发出大量信息。对收到的信息要分析它的意义，对发出的信息要核实它的准确性，负责这些工作的都是一些在这场政治斗争中默默无闻的英雄；总部的数据分析和民意测验专家基思·布里托果敢地对我们碰到的大量互相矛盾的民意测验数字进行分析。当时克里斯·帕顿正在巴斯参加竞选，亚当·里德利便承担起了让研究部积极运转起来的工作，中央研究部的迈克尔·波蒂略向我简要介绍情况。为上午的记者招待会作准备。他担当这项任务表现出不仅充分掌握事实、数据和观点，而且能十分精明地建议如何利用这些材料。迈克尔是个很有发展前途的青年——这是竞选运动留给我的一个深刻印象。

　　竞选运动开始前，有两个重要策略问题要先处理。一个问题是，我是否应该同意与吉姆·卡拉汉进行电视辩论。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早在1978年夏天就已开始同电视台进行讨论。当时英国广播公司（代表一、二两个台）同时找到我的办公室和首相办公室。前几届大选也曾考虑安排电视辩论，均未实现，因为几个小党派坚持也要参加，产生一些困难，工党和我们党都不同意。但这一次——1978年7月——电视公司准备不考虑小党派的意见，只安排两党对垒。于是，我们对这个建议进行了认真考虑、虽然当时我们还不知道首相的态度。结果并没有作出最后决定，因为本来预计那年秋季举行的大选并未成为现实，但是彼得·桑尼克罗夫特和戈登·里斯都强烈反对，我在他们的影响下也倾向于拒绝参加。

　　在这次竞选运动正式开始前不久，独立电视公司再次提出这个想法，建议在竞选运动接近尾声时，连续两个星期日举行两次辩论，由布赖恩·沃尔登担任主持人。这一次，我倾向于接受这个建议，不仅因为我天生善于辩论，而且我认为他们过高估计了吉姆·卡拉汉的能力，我要抓住这个机会，暴露他的弱点。他是靠尽量满足工会提出的一切要求使自己功成名就的，所以，我感到他应该为出现1978——1979年冬天的惨状负责。这是一种独特的个人责任。克里斯·帕顿也赞成我同首相进行较量。而且，当时的形势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因素：首相公开表示接受独立电视公司的建议，我不愿意在竞选运动一开始就因拒绝电视辩论而处于守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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