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自传(72)

七二

　　我的下一位造访者是雷吉·莫德林。我猜想，虽然他曾公开表示愿意供职，但当我任命他为影阁外交大臣时，他同新闻界一样惊讶。此举虽在当时受到广泛称赞，可这却不是一项好的任命。我一向钦佩雷吉的才干，并对他1972年不得不因为波尔森事件辞职感到遗憾。另外，让雷吉回来掌理外交事务对那些将特德的老练与我的不足相比的人好象是一个令人服气的回敬。但是事实很快证明，雷吉不准备改变他的观点，也就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他对基思和我想要追求的货币主义路线有一种轻蔑，只是稍作了些掩饰而已。我本应任命一位在国防和外交政策上与我有共同直觉的人，那样要好些。

　　那么，还有一位性情与我更不相投的人就是伊恩·吉尔默了。我想当他得知我要见他时，他就作了最坏的打算。他曾是特德的有力支持者，且少有充分证据证明免除他的职务意味着很大的政治代价。但是我器重他的智慧。我觉得他会是有用之才，只要让他远离经济岗位。虽然他后来以主张“通货再膨胀”的急先锋而著称，但是无论是他的素养还是性格，都不适合让他搞经济工作。我请他担任了影阁内务大臣。

　　接着进来见我的迈克尔·赫塞尔廷，在性格上比伊恩要外向得多，虽然他俩有许多一致观点。他也曾是希思的长期支持者，但人们总觉得他最为奋力倡导的事业就是他自己。我的竞选班子确信，在第一轮领袖职位竟选中他是弃权者。说实话，他总是爽快地公开自己的野心。我请他留任影阁工业大臣。这是个令他兴奋的职位。因为要由他去打击工党政策的主要国有化建议，这个职位使他为保守党充分发挥了才能。当时我没有充分把握的是，他思想上对我所不能接受的干涉主义路线相信到什么程度。

　　我在全国贸易总会的中小企业家午餐会上首次以领袖身份公开讲话，随后便回到我在议会的办公室，继续规划影阁的组建工作。我请彼得·卡林顿留任上院议长。同样，我对彼得在保守党的政治圈子内所持的立场不抱幻想：他的思想方法与我不同。当然他曾是特德的圈内人物，参与过在政治上对付矿工罢工的问题和1974年2月的选举的决策。而自我们失去执政地位后，他成了一名公认的、极其能干的上院议长，而且作为前国防大臣和国际型商业家，他有广博的外交经验。人们公认，他有可能在内阁成为我在经济政策上的对立面。但他从未让经济上的歧见阻碍他行使一般职责。他带来了风度、经验、智慧和——也许我的想法从政治上讲是不正确的———点阶级的味道。

　　杰弗里·豪自有他诙谐的智慧，可是同我那天任命的其他人相比，他在许多方面是一位相当与众不同的政治家。我感到无论如何有义务给杰弗里一个影阁职位。只因为他曾是与我对立的竞争的候选人这一点，我也希望尽最大可能团结全党。任命他为影阁财政大臣却是一场精心筹划的赌博。我知道，作为一名非常出色的律师，他会做到忙而有序。我还知道，虽然他作为贸易与消费事务部长曾执行过希思政府的价格与收入政策，但他完全无愧于自由市场经济学说信徒的名声。

　　像他这样的人在保守党上层人士中只是凤毛麟角。既然我已决定任用基思负责政策的反思，那么杰弗里就该是财政大臣的最佳人选了。没有哪个初次担此重任的人会认为在这个岗位上会无忧无虑。杰弗里的日子也不会好过，他要努力化解大家在经济政策上的分歧，还要在议会为我党辩护。如果把他免职，另谋一位能与财政大臣丹尼斯·希利一争雌雄的高手，我就会受到很大的压力，而我知道，杰弗里的难处就像我的难处一样，多半是环境造成的而不是缺少天赋。后来在我们作为反对党的日子接近终了时，他已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了。

　　经过周密思考，我决定让吉姆·普赖尔继续担任影阁就业大臣。人们正确地把这看作我无意在近期内从根本上改变工会法的一个信号。吉姆适合这一职务的原因只有从希思政府那败坏了的名声中才能理解。1972年特德试图通过劳资关系法来对工会法进行自1906年以来最深刻的改革。改革失败后，全体保守党党员都惟恐重蹈覆辙。再者，自特德与战斗倾向派较量并在1974年2月失败后，公众心目中的主要问题是到底有没有一个保守党政府还能与工会建立工作关系。人们认为，工会当时享有实际有效的政策否决权。吉姆坚信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创造这一种局面，即我们既接受斑行的工会法（也许还带有改进意见），又相信与工会领导人是可以打交道的。

　　这种政策在作为反对党的最初岁月里比在后期更具合理性，但无论怎样，还有两个重要问题没有得到答案。第一，如果有事实表明，经社会主义者修订的现行法律的理论弊端产生了恶劣的实际后果，我们该做何反应？后来的格伦威克事件和1978—1979年冬季的罢工恰恰说明了这个问题。第二，既然工会领导人在担任工会代表的同时起码也是社会主义政客，那么他们凭什么会甘心与保守党合作呢？他们与我们在经济思想上本来就是不可调合的，而且在政治效忠问题上他们与我们的观点也是如此。那么，吉姆与工会搞个人外交会有什么价值？也许不会大多。但是就这时来说，他是这个位置的合适人选。

　　艾雷·尼夫私下告诉过我，他想要的唯一职务是影阁北爱尔兰事务大臣。他的消息网和已得到证实的内在勇气与机敏足以使他能够担当这一严峻而又很大程度上不讨好的任务。

　　其它的任命在战略上的重要性要小些。昆廷·黑尔沙姆没有任职，但却是实际上的候任大法官。弗朗西斯·皮姆留任影阁农业大臣，虽然数月之后他不得不由于健康原因放弃这个职务。我让我的老朋友帕特里克·詹金继续留任影阁能源大臣。我在教育部期间就认识的诺曼·圣约翰一斯蒂弗斯出任影阁教育大臣。他既是一个活跃的才子，又是在领袖选举的第二轮投票中我少有的一位公开支持者。

　　曾作过新闻记者的诺曼·福勒是政治上举足轻重的西米德兰选区的议员，他人选担任了影阁社会服务大臣。我并不清楚这些安排究竟与平衡党内左右两派观点有何关系。但是在任命蒂姆·雷森为影阁环境大臣时我知道我所晋升的是位与中左派有关的人物，但他思想坚定，在综合性社会政策上足智多谋而且知识丰富。我相信他会成为一宝。我提供的影阁职务中有两项受到了拒绝一一个是给约翰·比芬的，他后来加盟进来；另一个是给爱德华·杜坎的，他的早期竞选班子后来成为我的竞选班子的核心。爱德华继续担任1922年委员会主席，这也许对我更有利。

　　次日（星期二），我处理了一些不那么有意思的公务。10点30分，彼得·沃克走进我的办公室。早在他接替我当达特福德选区候选人时我们就彼此熟悉了。但那段日子早已过去，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了那种热呼劲儿。他过去一直是特德圈内人物中最能干的人之一，曾竭力鞭答基思和我决心采取的政策。他显然得离开他的职位。说破这一点对我是件倒胃口的事；此后多少年来这事情总让我惶惶不安。但至少彼得没有什么奢望。他成了后座议员中一个顽固的批评者。

　　在同随后走进我办公室的杰弗里·里彭商量了一阵后，我确信他不愿任职：这对我俩都合适。然后，我又见了曾任影阁住房大臣的尼古拉·斯科特。他也是党内的左派。由于我已经把住房（大臣）并入了环境大臣一职，这使谈话较为轻松了些。这份工作就这么让我从他身子底下抽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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