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自传(65)

六五

　　保守党，不受任何教条支配，不依赖任何一种利益，广泛植根于整个国家。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在这次选举中赢得下议院的明显多数席位。但是，我们首先要用这个多数去团结全国。我们执政时不会采取狭隘的宗派主义。获胜之后，我们将同国内其他党派和其他利益集团的领导人协商和会谈以保证国家的政策得到所有怀着美好愿望的人们的赞同和支持。我们将邀请党外人士和我们一起来克服英国所面临的困难。

　　人们可以设想这些将与保守党人一起参加政策工作的没有明确指明的人，包括工党的一些右翼成员，也许还有自由党人。后者一直公开地争取建立联合政府。这类说法使我十分不安。不仅如此，正像迪斯雷利当首相对的英格兰一样，我不喜欢联合政府。具体来说，这种说法削弱了我在自己负责的领域内所作出的保证的信誉。党派之间就这些承诺做什么交易，谁能说得清呢？

　　特德在10月2日星期五召开的保守党记者招待会上强调，他作为首相时将愿意吸收非保守党人参加一个包括“所有人才”的政府（党和人才在这里被认为是同义语）。明确的保证和含蓄的灵活性之间的矛盾，有使我们的竞选运动变得毫无意义的危险并使影子大臣之间产生分裂。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最后一个星期了。我还是不能相信我们会获胜。民意测验显示，自竞选运动开始以来，我们大大落在后面。但是我感到我的住房和地方税政策已证明是政治上的胜利，尽管在重要报纸上受到过批评。我还想，通过剩下几天的工作，利用现在对国民政府所持的含糊态度，也许我们能够蒙混过关。

　　星期四，我在伦敦地区的竞选活动中继续大力为我们的住房政策辩护，同时对通过城市化能使“社会主义钻进来”的做法进行了攻击。那晚，特德叫我去威尔顿街见他。他的顾问们显然一直在催着他再前进一步。要他开始谈论建立联合政府的可能性。因为人们都知道我出于战略的策略原因坚决反对这么做，还因为第二天晚上我要在甫安普敦的广播节目“回答问题”中露面，我被召来是为了向我讲述新的方针。特德说，他现在准备号召建立一个显然是“人民”所要求的国民团结政府，我生气极了，毕竟是他自己坚持要我把住房和地方税政策尽可能搞具体，但现在当竞选运行几乎要结束的时候，他却将宣言中的保证抛弃了，因为他发现这样他就似乎更有可能返回唐宁街。

　　总之，我想像不出来为什么他把自己想像成联合政府可能的领导人。这时的特德是造成不和的人物，虽然他自己确信他代表着“共识”。“共识”不符合他以往的作为，又违背他的性格，而且其他人也不是这样评价他。而我自己决不准备收回在他坚持下我一直倡导的政策，我很不愉快地离开了。

　　在“回答问题”的广播节目中，我让步说，如果我们不能取得明显多数，也许需要建立联合政府。不过我的条件是，我本人决不和迈克尔·富特、托尼·本这样的左派在一个政府里共事。也许还可再补充一点，即基思·约瑟夫和我参加一个由出色而优秀分子组成的联合政府的可能性很小——事实上，这比特德领导这个政府的可能性大不了多少。

　　竞选的最后几天主要都是由于谈论联合政府而带来的各种难堪问题。在保守党10月7日星期二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我坚持自己的职权范围，坐在特德·希思旁边重复着宣言中的保证。两天以后的竟选结果说明，虽然选民们一般愿意给少数派的工党政府有效治理国家的机会，但仍然对他们有很大的不信任。工党最后以3票的多数获得总席位多数，这不大可能使他们执政到届满。保守党结果获得277个席位，而工党获得319席，保守党的表现还可能更糟，但这种情况很难表明选民认可我们的方针。

　　第四节基思引退

　　虽说我在芬奇利选区的多数票下降了一些，我的竞选活动还算好，人们认为我搞了一次不错的竞选活动。甚至有一种说法开始流传，说我可能成为保守党领导人。对这种说法记者们的兴奋程度超过了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信眼程度。就个人而言我为特德感到难过。他热爱音乐，有一个不大的朋友臼子，而政治则是他的生命。不仅如此，那年他还遭受了一系列生活上的打击，他的游艇“晨云”号沉没了，他的孝子也因而丧生。竞选的失败对他则是又一次打击。

　　然而，我想特德无疑现在该下台了。在先后4次大选中他失败了3次。他本人不可改变了，他过分维护自己过去的政绩，因此完全看不到彻底改变政策的必要性。所以，尽管我不愿去证实自己可能成为保守党领袖的说法，但这无助于特德继续留任现职。这倒是有利于基思接替他。事实上，到了那个周未，我事实上已经成了基思的非正式的竞选经理人。这样我阻止了人们对我的前途的猜测。例如，10月11日星期五我对伦敦《新闻晚报》说：“你们可以把我的名字从候选人名单上划掉。”

　　同样，我于10月15日星期二告诉《旗帜晚报》：“我认为女人走到党的最高职位是极其困难的……我一向认为一个人要想作领袖必须担任过3个要职中的一个……这些职位让你自信，也让别人对你有信心。”

　　此后，到10月19日星期六，基思在伯明翰的埃奇巴斯顿作了一次演讲。这并不是为改变保守党的思想而准备的系列重要演讲之一，也许因此而没有事先在基思的朋友和顾问中广泛传阅过。当然了，我对其中的内容一无所知。人们普遍认为是埃奇巴斯顿演讲使他失去了当领袖的机会，演讲中的下列论断起了破坏作用：“我们的人口，我们人类的平衡受到了威胁”。他接着哀叹说、那些“处于社会第四、五阶层的怀孕妇女”是“最不适合将儿童带到世界上来的”母亲，这些母亲生的孩子的比例是高的而且在上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具煽动性的言论倒不是出自基思之口，而是摘自一篇由“贫困儿童行动小组”发表的两个左翼社会专家的文章。然而人们很快就忽视了其中的区别，因为从主教、小说家、学者、社会主义政治家到评论家都急不可待地谴责基思是疯狂的优生学论者。

　　另一方面，民意测验显示基思受到公众的广泛支持，来信装满了6邮袋，其中一封具有典型意义的信，据《旁观者》报的戴安挪·斯皮尔曼分析，概括了来信者的心情。这封信是由一个没有文化的人简单地这样写的：

　　亲爱的约瑟夫先生：
　　你是完全正确的。

　　因为，这次演讲除了那几句倒霉的话以外，还提出了有关家庭衰退、道德败坏以及放纵的社会的危险等能打动人心的观点，并把所有这些与社会主义和平均主义相联系，提出了“重振不列颠道德”的长远目标，正如基思为经济政策所做的一样，他这次演讲是试图为保守党的社会政策提供一根支柱。麻烦在于他建议更广泛地使用避孕手段作为解决他所列举的社会问题的唯一短期方法，这使那些可能已经对他的更高层次的道德观有好感的人离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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