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自传(41)

四一

　　伊诺克·鲍威尔也很出色。关于伊诺克是否会支持保守党的领导人以及他的计划曾经有许多猜测。党内对伊诺克的态度也有很大分歧。他3月曾到我们的协会讲话，我们因此受到了激烈的批评。我决定发表一个声明，大意是：“那些享受这个国家言论自由的伟大传统的人，不应该否认他人，特别是像鲍威尔先生这样在战争年代建立卓越军功的人，享有这样的自由。”

　　在6月份的竟选中，伊诺克就工党政府经济上的失误，法律与秩序，欧洲问题作了3次重要讲话，呼吁人们投保守党的票。此外，托尼·本对伊诺克恶毒的人身攻击——把他和法西斯主义联系在一起，很可能使许多本来不支持他的选民站在了他的一边。一些统计数字表明，伊诺克的介人使本来势均力敌的西米德兰的竞选向保守党倾斜。

　　当我的竞选结果在亨登技术学院宣布时，赢得了人们的巨大喝采。结果显示，我比工党候选人多得11，000张选禀，优势比以前扩大。然后我去萨伏依大旅馆参加《每日电讯报》的聚会，在那里我很快得知：民意测验的结果被证明是错误的，我们即将获得议会的多数席位。

　　星期五，我在我的选区清理文件，像往常一样写一些感谢信。我想特德会至少吸收一名妇女进入他的内阁。既然在影子内阁中特德已接受了我，我将成为那个幸运的女士。基于同样的逻辑，我很可能得到教育大臣之职。

　　星期六早晨，唐宁街10号的私人秘书打来电话说特德想见我。我到了内阁办公室，祝贺他赢得了大选的胜利，但我们没有花多少时间客套，他还是直截了当，一本正经。他给了我教育大臣之职，我接受了。

　　我和丹尼斯回到了威斯敏斯特花园区的公寓，然后开车回到了兰伯赫斯特的家。我很难过，我父亲没能活到今天与我分享这一时刻。在他2月份去世之前，我回到格兰瑟姆去看他。他的胸部一直不好，后来发展成肺气肿，靠床边的氧气瓶维持生命。我的继母西塞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他们是几年前结婚的，我的父亲跟她生活得很幸福。我在那儿的时候，时常有教堂、商界、当地政界、扶轮社和保龄球俱乐部的朋友来“看望阿尔夫的身体状况”。我希望在我临终前也有那么多的好朋友。

　　我曾参加了一个电台的节目讨论会，我知道，在我的父亲去世之前，他一直在听那个节目。他不会想到我会成为一名内阁大臣，我确信他从来也没有设想我会最终成为一名首相。他也许会希望我得到这一切，因为政治是他生活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而我这个女儿与他又是如此地相似。但是他从来没有认为政治权力是生活中最重要，甚至是最有效的东西。当我翻阅我的文件，为本书收集材料时，在我六年级化学笔记本背面，我发现了一些父亲的零散布道讲话提纲：

　　法令、权力、法律都不能挽救人类、国家，甚至任何特定的一代人。我们为此而担忧，最终我们丧失了信心，我们的信念开始动摇。而这种忧虑自古就有——耶稣两千年前就遇到了这些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来到了人间。

　　我的父亲一直到死都怀有这样的信念。

　　第六章　掌管教育　屡起风波

　　1970—1974年：在教育部

　　第一节初步印象

　　1970年6月22日，星期一，我到教育和科学部上班。这是柯曾街上一座漂亮的老式房子。（真遗憾，1973年我们从这里搬到了滑铁卢区令人憎恶的新办公地点。）我受到常务次官比尔·派尔（后来受封为威廉·派尔爵士）和即将离任的常务次官赫伯特·安德鲁爵士的迎接。他们向我表示热烈欢迎，然后把我带到我自己的极为气派的办公室。文官们对你左一个“大臣”，右一个“大臣”，很容易让你一次又一次地为恭维所陶醉，但是我清醒地认识到，等待着我的是艰巨的工作。总的说来，我对为我配备的领导班子感到满意：一位对我友好，一位怀有敌意，另一位保持中立。我的老朋友、主计长埃克尔斯勋爵负责艺术教育，特德的亲密朋友比尔·冯·斯特劳本齐负责高等教育，贝尔斯特德勋爵负责与上院联系。特别让我高兴的是，前教育大臣戴维·埃克尔斯就在身边，虽被安排在另一栋楼里，他可以根据他在教育部工作的经验，给我提供个人意见。

　　但是，我在教育部遇到的麻烦主要不是由于个人性格不同，也不是因为第一次文化冲击后出现的工作作风上的对立——我的行政作风是决策时当机立断，而他们更习惯于互相磋商。实际上，我离开教育部时才知道，他们只是勉强对我表示尊重，因为我有自己的主张，而且希望他们尽快有效地执行我的决定。因此，从广义上讲，当时真正的问题是个政治问题。

　　我不知道，也没有去打听，我周围的高级文官投的是哪一个党的票，但教育和科学部的精神气质是自以为是的社会主义气质。这些人多半依旧本能地相信，统一计划论者和社会理论家们有能力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我说这话并不是想挖苦他们。工党里的许多人早已开始对此产生怀疑，可是这些教育家们仍保留着原来的使命感。他们不顾在一些学校实行平等主义政策所产生的实际后果，认为教育平等就是绝对地好，而且是实现社会平等的踏脚石，而社会平等本身也是毫无疑问地好。我很快就认清，我的周围没有朋友。

　　从反面来说事情大概就是这样的，我既然决心向传统教育观念挑战，就不能因遇到反对而抱怨。但另一方面。有两点必须加以考虑。第一，文官们向大臣提出的建议必须说实话，准确，以事实为依据，不能提出一些已被政府（和选民）摈弃的抱有偏见的旧观念。第二，即使从政府机关工作必须真诚无私、不偏不倚的狭义标准来衡量，一个政府部门和它的工作对象关系过于密切是危害极大的，而教育和科学部与教师工会特别是全国教师联合会的关系恰好就是那样。

　　这一点我早已看得真切，1970年9月12日，星期六，在一家同业会馆举行庆祝全国教师联合会成立一百周年的晚餐会上，特德·希思因利拉·哈立德事件未能出席，临时由我代他宣读他的讲话，当时有许多教育和科学部高级文官出席，我立即明白，他们与全国教师联合会的关系极为亲密，他们互相开着玩笑，表达一些心照不宣的暗示和所谓的“身势语言”，这些举止表达的不是一般礼仪，而是说明彼此意气相投。

　　我们在1970年当选时提出的一套教育方针并不十分明确，这使得我与教育部文官们的麻烦更加复杂化。、在竞选运动中，我曾反复强调以下7点：

　　把着重点转移到小学；

　　扩大幼儿教育（这符合基思·约瑟夫的制止“恶性循环”论点）；

　　在中等教育方面，地方教育当局有权决定什么样的学校最适合当地情况，但应提醒他们不要“不可挽回地改变优秀学校，除非……另一种情况更好”；

　　将离校年龄提高到16岁；

　　鼓励直接拨款学校，保留私立学校；

　　扩大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

　　对教师培训问题进行调查。

　　但竞选时提出的这些承诺并没有反映出明确的观点。正如我前面已经指出的，保守党内不同成员和不同派别对总的教育方针特别是对中等教育和文法学校持有很不相同的看法。一方面，有些保守党人赞成综合教育，这种主张与温和社会主义者的主张毫无二致。另一方面，所谓教育《黑皮书》的作者们详细提出了极为不同的观点，他们强调纪律、选择和水准（包括保留具有高水准的现有文法学校）。他们的论点牢固地建立在对现行教育制度的材料充分的批评上。我们就被夹在这两种互相对立的观点之间。尽管我们常讲重大政策要前后一致，决策要小心谨慎，但本届政府丝毫没有去解决根本矛盾的意思。我清楚地意识到，在与本部文官的斗争中，也许不能指望得到内阁同僚们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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