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24)_虚阁网

二四

　　乘着滚滚硝烟、熊熊的战火，《红星照耀中国》不胫而走，出现在世界各个反法西斯战场上。它被翻译成德、意、日、蒙古、俄、西、葡、印地、荷兰、哈萨克、希伯来等语言出版。中国红军的游击战术被介绍到世界各国，被广泛应用到反法西斯战斗之中；反法西斯的英勇精神被广泛传播。埃德加·斯诺也成了反法西斯战士们熟知的名字。“红星”照耀了中国，也照亮了世界，斯诺自己也成为人们敬仰的“星”。

　　斯诺的著作受到如此多的国家和人民的欢迎，这是他自己始料不及的，作为作者当然希望自己的作品受到欢迎。斯诺自己也说：“《红星照耀中国》的成功，着实使我感到惊奇。”

　　在美国，历史学家、著作家、评论家们在当时共发表100多篇书评。他们都极力赞扬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说它是“光辉的新闻成就”，“本年度的最佳书”；说斯诺是“我们这一世纪中作出最伟大个人贡献的新闻记者”；“是驻中国最勇敢、最富于进取心的新闻记者”；“是一代记者中的风骚”，“是左翼记者中最成功的一个”。

　　费正清指出：“《西行漫记》一书出版的本身，就是当代中国史上的一件大事，为中国历史的记载作出了贡献”，斯诺是个“才华横溢的记者，成功地捕捉到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机会的范例”。“在全世界面临空前灾难的前夕，报道了一支远离西方各国的独立战斗力量”。

　　美国历史学家休梅克指出：“正是《西行漫记》使斯诺一举成名，成为人们必读书的一位作家，一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解释者。”美国左翼记者拉铁摩尔在为贝尔登的《中国震撼世界》作序时写道；“在人们政治上陷入思想苦闷的情况下，斯诺的《西行漫记》就像焰火一样，腾空而起，划破了苍茫的暮色……原来还有另外一个中国啊！”

　　史威济和胡伯曼则说：《西行漫记》“毫无疑问是一本经典著作”，“要比学院派社会学者的著作有价值得多”。

　　其他书评则认为：“它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现与描述，与哥伦布对美洲的发现一样是震惊世界的成就。”“对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根据地的真相，展示中国的光明未来和希望，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它标志着西方了解中国的新纪元”；“是多年来关于中国的一部最适时、最激动人心的著作；它的每一页都有意义，是近年来所有新闻著作的统领”。它“使中国在这最紧急的时候，找到了民族最伟大的统一，找到了民族的灵魂。”斯诺被誉为“本世纪新闻记者所施展的一个最了不起的绝技”。

　　斯诺成功了，写出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受欢迎的著作，而且发现了中国的“真谛”。美国名记者斯蒂尔说：“当时居住在中国的每个美国人都感到：迟早必须写出一本有关中国的书。各种各样的作者把书写出来了，并宣称报告了中国的‘真谛’。然而，他们谁都不明白，到底什么是‘真谛’。”在国内外各界迫切要求了解事实真相的时候，斯诺进行了极大的冒险，经过其独立思考，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斯诺之所以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是因为他的作品“已超出了新闻学范围而成为杰出的历史篇章　”。他不仅仅是作一般性的新闻报道，他的作品采用了报告文学的手法，有事实、有艺术，场面壮阔；像故事式的描述，生动活泼、情景交融，富有传奇色彩；加上作者把自己置身于其中，从而使人感到真实可靠。它既是对采访对象的报道，又是作者的亲历记，还有作者的独立思考与评析，浑然一体，别具一格。

　　对于巨大的成功和来自各方面的赞誉，斯诺感到幸福和快乐，并引以为自豪。但他非常诚实、谦逊。他说：“从字面上讲，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都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西行漫记》不仅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欢迎，也受到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政治家的重视。对此，斯诺强调指出，西方政治家们之所以重视，是因为他们希望中国能产生一个新的民族主义运动去拖住日本，不让日本去进攻西方的各殖民地国家。而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在于：“证明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匪’，而是为进行有效抗日提供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力量，他们是真正的革命者。”

　　《西行漫记》不仅具有极大的新闻时效性，是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同时也是一部影响深远的历史著作。它真实、客观地记载了共产党领导革命运动的历程，以及见闻、评述；对苏区和国民党统治区进行了强烈的对比，展示了当代中国社会运动的概貌。它在舆论导向上是极富指导性的，在社会运动的历史进程中作了历史记载，为后人的研究提供珍贵的第一手资料。1939年斯诺重访苏区时，毛泽东主席在延安的一次干部大会上特别介绍了斯诺，说斯诺是《西行漫记》的作者，其作品真实地报道了我们的情况，介绍了我们的政策，是外国人报道中国革命最成功的两部著作之一。周恩来后来宁愿称斯诺为历史学家，而不称他为记者。

　　斯诺不是简单地作历史的记载，而是经过对亲历见闻进行独立思考，进行了历史的对比和历史逻辑的推断，对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作出了正确的估价，并预言中国革命将获得最后的胜利。这决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

　　历史学家费正清教授指出：“关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资料……为数甚少，是十分珍贵的”，“又由于革命运动处于低潮和非法的状态，同时又遭到中华民国政府的重压，在那些年月留下来的文字资料寥寥无几”；而且常常“不可避免地受到歪曲的正式报道”，而无法让外界真正了解中国革命的真相。这样斯诺的著作成了不可多得的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必读书。在《西行漫记》（1968年版）的序言中，费正清又说道：“《西行漫记》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第一次报告了毛泽东及其同事们的连贯生平，而且为一个在当时看来是前途未卜、凶多吉少、不为人知的运动，预见了光明的前景。”与斯诺同去苏区后来一直为共产党工作的马海德则评价说：“斯诺之所以能对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就在于他有观察历史的能力，并且能先于历史发展而对历史作出预见——这就是他在《西行漫记》中所从事的工作。”

　　《西行漫记》不仅在当时对中国和世界有巨大的影响，而且流传时间也长，经久不衰，直至现今人们仍喜爱它。在当时，从国家元首到外交官员、军人、实业家、传教士，到工农群众、游击队员、学者、青年学生、教师、演员，都被它吸引住。他们不仅阅读过它，而且为之感动。美国总统秘书连夜读完之后，向罗斯福总统推荐。罗斯福读完之后颇为赞赏，并亲自推销斯诺的著作。由此，在大战期间，他三次召见斯诺，向斯诺垂询各种关于中国以及其他战争中各有关国家的问题，并要求斯诺向他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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