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17)_虚阁网

一七

　　保安城内尘土飞扬，设备很差；许多印刷品是利用国民党散发的传单作印刷纸；食物是小米、卷心菜、南瓜之类，至于猪肉、羊肉和鸡则是少见的奢侈品。斯诺下榻的所谓外交部招待所只是泥砖砌成的四间小屋。

　　斯诺在保安城内自由地参观访问，在脑海中勾画出苏区的轮廓：官兵一致，官民一致；军人士气高昂，纪律严明；共产党的首领可以在住满士兵、农民的街道上和城郊随意漫步，无需警卫人员；人们食宿相同，住窑洞，穿土布，吃小米、面食。即使毛泽东夫妇也只有两间窑洞，惟一的奢侈品是一顶蚊帐。苏区物资匮乏，但精神饱满。他发现在他们身上有“一种奇怪的铁一般团结的特有品质；有某种东西的力量使得个人的痛苦或胜利成了大家的负担和喜悦；有某种力量消除了个人的差别，使他们真正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但是却又发现存在于他们与别人共自由同患难之中”。

　　他又发现，在苏区的每个战士或是农民，都由衷地说“我们的”军队、政府。苏区普遍的民主和自由，丰富与快活的精神生活在偌大的中国是罕见的。人们学文习武，歌舞娱乐，这里完全是另一个世界。“如果你了解中国，你就会认为这在中国是不可能的！然而这是事实”。通过比较，他得出的结论是：这里不是匪窝，不是哀鸿遍野，死尸枕藉的萨拉齐：没有国统区的那种“贫困、无知、污秽、残酷、冷漠和混乱”，人民当家做主，不受欺压和蹂躏；不像上海的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纸醉金迷，醉生梦死；也不是广州的贪污中饱私囊；也不是云南匪徒出没，官匪一家，鸦片当食让小孩涂在甘蔗上咀嚼。这里是另一番景象，“鸦片的种植、吸食受到禁止，贩卖儿童和妇女也同样受到禁止”，在这里“男女权利平等已初步实现”，教育是免费而普遍的，“几乎没有看到一点点可以称之为恐怖的东西”。“中国共产党人是诚实、正直、无私的人，他们随时准备为证实自己的理想的价值而慷慨赴死，他们珍视这个理想，甚于珍视个人的生存”。

　　苏区的一切是那样的不同，那样的新鲜，就连生硬的标语、口号都使斯诺感兴趣，苏区的一切都是新闻。斯诺异常兴奋，他被苏区强烈地吸引住了。他说：“我所能说的是，我同中国红军在一起的四个月，是一段使我感到极度兴奋的经历”。面对苏区的一切，斯诺多想和盘托出，告知世人啊。他的笔不停地在笔记本上记载着，密密麻麻地写了一本又一本；他的摄影机、照相机不停地转动着，拍下一幅幅生动的历史性画面。他贪婪地记录着苏区的一切。他欣喜若狂。此情此景，丝毫不亚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在干旱无垠的沙漠中发现了绿洲；如同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备受凌辱，陷于黑暗统治的历史长河中“找到了民族的灵魂”；犹如在茫茫大海中迷失航向的轮船找到了灯塔一样。

　　斯诺为他的新发现而兴奋不已，他立即给在北京的妻子捎信，要她到苏区来会合，一同考察中国西北的红星。信中提到：“几星期前，我安全抵达这里，开始生物科学的考察。这里生活条件差，食品单调，有臭虫。我搜集到的标本有跳蚤、蚂蚁、蜘蛛、蚊子等。这种经历是有意义的。最使人兴奋的是能和年轻有为的科学家见面交谈。他们正在努力发现一个新的科学世界，他们的努力程度犹如学生们参加一场足球赛那样热心。”海伦心领神会，立即赶往西安，但此时西安的通道被封锁。海伦受阻后只能返回北京，只给斯诺捎去一点食品（茶叶、咖啡、巧克力）和几本书刊。海伦在第二年却成功地冒险进入陕北，弥补了斯诺未采访部分，并有新的发现。

　　在苏区，斯诺白天去工厂、学校、农村、军营、剧社参观采访，晚上拜访各级领导人，就像一只不知疲倦的蜜蜂在采蜜、酿蜜。黄华从北京赶来了，吴亮平也被指派作现场译员，这更使斯诺如鱼得水，得心应手。斯诺爱刨根究底，连续发问，耳闻不够还要目睹为实。他研究共产党的政策、群众基础，以及苏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原则、方针、策略。从机关到乡村，从领袖到一般平民百姓，他逢人便问，斯诺收集到许多珍贵的一手资料。

　　在苏区的采访不受任何约束，并得到尽可能的帮助，斯诺非常感激。他在《西行漫记》及其他地方多次提到：“在红区，没有人对我约法三章　，这一点使我相当惊奇（开始我还有些怀疑）；没有人告诉我能写什么，不能写什么；没有人查看我的笔记。他们让我自由地拍摄我所选择的任何镜头。在收集资料方面和安排采访方面，我得到了一切可能的合作。”就连毛泽东也是如此，“无论对我写的文章或者拍的照片，从来不加任何检查，对这优待，我非常感激。他尽力使我弄到能够说明苏区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材料”，只要求不要向敌人泄露有军事价值的情报。当然也有惟一的例外，那就是周恩来关于蒋介石的谈话记录，周后来托人转告斯诺暂不要发表。因为国共两党正谋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怕谈话内容引起蒋介石不高兴而造成不利于团结抗战。斯诺照办了。

　　“在红区，我发现我可以不费劲地与任何我想见的人交谈。人们一旦被告知可以毫无保留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他们也都希望能有机会在经过许多年以后，第一次有机会对一个外国人说话”。毛泽东还给了斯诺一个特权，那就是在他不太忙时，斯诺随时可以去他的窑洞采访、提问、交谈。

　　一天，斯诺提出要给毛泽东照相，毛泽东欣然应允。在毛的窑洞前准备拍时，斯诺想起了一个红军领袖只穿了军装却没戴军帽，而且头发又很长，恐怕拍出来不很理想。于是斯诺坚持要毛泽东主席戴上帽子。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红星八角帽，斯诺就把发给自己的军帽取下来让毛戴，他把帽子扣在了毛的头上，虽有点小了，但勉强能行。“喀嚓”一声，一张历史性照片，一个历史性的镜头完整地拍下来了。这张照片后来传遍世界各地，直到今天，头戴红军帽、精神抖擞、目光深邃，略带侧影的毛泽东肖像，在中国老百姓中仍视为珍宝，爱不释手。而这顶军帽，斯诺戴着它走遍了苏区，有生之年一直珍藏着，并不时拿出来给儿女克里斯托弗和西安看，讲述它的故事。斯诺逝世后，他的夫人洛伊斯·惠勒将它回赠给中国，现陈列于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内。

　　在保安斯诺采访了各级红军将领和党的领导人。从他们身上，他认识了真正的共产党人是什么样子，尤其是苏维埃的掌权人物毛泽东，斯诺与他交谈了许多个夜晚。从7月中旬到保安到去西征前线之前和从红军西征前线返回保安后（9月中旬开始到离开苏区）这两段时间内，从里到外，又从外到里，他就各种问题广泛地采访毛泽东，细腻地刻画了一个有血有肉、有形有神的共产党领袖人物，记述了他的事业。

　　斯诺在每次采访前都事先拟好提问的清单交给毛泽东，让毛泽东依次回答，或随时追问。采访常常是到斯诺十分疲倦入睡时为止。第二天，斯诺又提出一系列新问题。这样穷追不舍，最后还迫使一贯不谈个人的共产党人都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尤其是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也谈了个人身世，打破了共产党人不谈自己个人的惯例。斯诺的最大成功可能也在这里，他总有办法使被采访对象说出他想了解的东西。他对毛泽东说：“个人的经历更有说服力，对有关共产党人及毛泽东主席本人的谣言的回击更为有力。而且大家读了你说的话，就想知道你是怎样的人。再说，你也应该纠正一些流行的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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