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莱(29)

二九

　　史沫特莱看到卡尔逊对八路军的态度是友好的，无拘无束的，开始相信了他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真诚，改变了自己对他的教条主义态度，觉得卡尔逊虽然与美国官方有联系，但仍不失为一个善意的自由主义者。她向他伸出了友谊的手。

　　1937年底，日本侵略军不断向华北增兵，山西的形势越来越严重，八路军总部也经常转移。朱德考虑到史沫特莱的安全，要知道子弹是不长眼睛的，更何况她是一个妇女。他劝她离开山西到汉口去。史沫特莱不愿意离开八路军，她差不多是哭着说：

　　“我和八路军一起度过的日子是我有生以来最幸福的日子。不跟你们在一起，我精神上就不得安宁。不，我不愿意在精神上死亡，我要跟你们在一起。”

　　朱德不答应。史沫特莱不信上帝，但有时急了也会引用《圣经》里的话，她说：“你们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住哪儿我也住在哪儿，你的乡亲就是我的乡亲，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死在哪儿，我就死在哪儿并葬在哪儿。”

　　朱德笑了，继续耐心地劝说：“到汉口去吧，在那里，你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医疗设备和药品供应的组织者，可以比在战场上做更多的事情，作更大的贡献。”

　　史沫特莱沉默了。但当她知道卡尔逊和周立波可以随总部转移时，她又沉不住气了。她去找康克清，请她说服朱德，但朱德毫不动摇；她又去找任弼时，任弼时也不支持她。

　　他们说：“去前方的人都要会打枪。”

　　“我会打枪，”史沫特莱说，“我是在美国西部长大的。”

　　“但你是一位妇女。”

　　这一下史沫特莱火了，她冲着他们大发脾气：“又不是我想当妇女才成为妇女的。”她又伤心地加上一句，“是上帝把我造成这个样子。”

　　这句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史沫特莱自己也忍不住笑了，他们当然全都是无神论者。

　　圣诞节的晚上，史沫特莱和卡尔逊决定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庆祝节日。史沫特莱拿出了咖啡，卡尔逊只有一些花生。当水壶在炭火炉上咝咝作响时，卡尔逊问史沫特莱还记得哪些圣诞颂歌。她说，一首也记不起来了，只记得几首黑人歌曲，于是她唱黑人歌曲，卡尔逊用口琴为她吹奏了几首她喜爱的曲子。

　　第二天，卡尔逊和周立波随八路军总部转移。史沫特莱别无选择，只好收拾起简单的行李，带上那部十多年来如影随形的手提式打字机，尽量装出高兴的样子，与朱德告别，到汉口去。

　　1937年隆冬，天色阴沉，寒风凛冽。史沫特莱在风陵渡南渡黄河，同行的是一支从华北向河南撤退的国民党军队。一大群士兵在渡口拥挤着，几个伤兵躺在担架上痛苦的呻吟，他们只穿单衣，没有盖被子，浑身血迹斑斑，在寒风中不住地颤抖。

　　“军医官！”史沫特莱用中国话对着正准备登船的一群军官大声呼唤：

　　“谁是军医官？”

　　“我就是。”一个头戴皮帽，身穿皮大衣，足蹬皮靴的军官走上前来：

　　“尊敬的女士，您找我有事吗？您哪儿不舒服？”

　　“我是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很对不起，请拿军毯给伤兵盖上，他们受了凉会并发肺炎，有生命危险的。”

　　“我没有军毯，女士，”军医官漫不经心地说：“如果您有病，我给您看；至于伤兵，您就别管了。”

　　“可是抢救伤员是您的责任。”

　　“我对您讲过了，没有就是没有。”

　　史沫特莱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忿怒，她打开自己的行李，拿出一条毛毯，又从身上脱下大衣，盖到两个伤兵身上。军医官麻木不仁地冷笑两声，登船而去。

　　过了河，村子里家家关门闭户。史沫特莱一直生活在八路军中，她知道，要是八路军来了，老百姓就会开门迎接，把伤员抬进屋里去的；可现在来的是国民党军队，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风陵渡上这悲惨的一幕，使史沫特莱久久不能忘怀。

　　1938年1月9日，史沫特莱到达汉口。

　　在此以前，1937年7月7日，日本法西斯军队在北平西南十余公里的卢沟桥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中国守军奋起反抗，揭开了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序幕。7月1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国共合作宣言，国民党政府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8月22日宣布西北主力红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蒋介石发表了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讲话。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告成立。当时在汉口，全民一致抗日的气氛很浓，蒋介石政府对进步力量的压制稍有放松，警察特务的活动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少。

　　1937年底发生的两件震惊世界的大事，使全世界的反法西斯力量把视点集中到了中国。第一，12月，中国首都南京沦陷，日本侵略者在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使30多万无辜人民在法西斯的铁蹄下丧生；第二，国际瞩目的西班牙内战以佛朗哥反动政权的建立而宣告结束。国际反法西斯力量把注意力转向中国，处于中心地带的汉口自然就成了到中国各个战场的外交家、外国记者和反法西斯战士的停留地和中转站。加拿大医生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前往晋察冀边区以前，在汉口停留过，荷兰进步电影制片人约里斯·伊文思来了，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厄尔·白劳德和弗兰克·卡普拉也来了，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刚刚从莫斯科来到了汉口。当时为汉口地区提供空中防卫的是苏联空军飞行大队，大队长库里申科在一次对日本空军的空战中英勇牺牲，更把汉口的抗战气氛推向了高潮。

　　史沫特莱在这种激动人心的环境中变得更加精力充沛，她要充分地发挥一个非党的记者和政治活动家的作用。她作为八路军英勇抗战的见证人，一到汉口，就在许多进步团体的安排下，到处演讲，宣传八路军的战绩：

　　1月14日，她向汉口《新华日报》记者发表公开谈话；

　　1月23日，她应汉口青年记者协会的邀请，向中外记者介绍在八路军中采访的见闻，呼吁向前线提供援助；

　　1月28日，在中国妇女团体联合会为纪念淞沪抗战六周年举行的茶会上，用平型关大捷和阳明堡战斗的战例，证明中国抗战必胜，要求国民党政府吸取八路军的经验，实行全面抗战。

　　她还带着军用地图和八路军缴获的日本军刀和军大衣，在汉口德明饭店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在美国海军基督教青年会和英国扬子江巡逻舰队的旗舰上，向中外记者和美英等国官兵作过演讲。

　　当年听过史沫特莱演讲的中国记者曹聚仁，1962年在香港出版的一本书中回忆说：

　　她的报告，并不夸张八路军的兵力，或批评国共任何方面的短处。她只是描写八路军士兵的生活，反日抗战的精神。她结尾的话是，描写一个红小鬼，只有15岁，他在俯视冰天雪地的战场，横吹短笛，一片“起来……”歌声随之而起……风陵渡悲惨的一幕，经常在汉口街头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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