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莱(24)

二四

　　证实了贝特兰对西安事变的看法与自己完全一致，并且两个人有许多共同的朋友以后，史沫特莱开始与贝特兰愉快地合作起来，并且很快成为无所不谈的好朋友。他们每晚从无线电广播站出来，就到史沫特莱的房间里煮咖啡。各种各样的人——新闻记者、学生、政府官员、士兵——晚上都到这里来，聚在一起谈论当前的局势，分析日本人可能采取的行动和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前景。史沫特莱早已抛弃了家庭享受，但仍然保留着美国人爱喝咖啡的习惯。她在一只酒精炉上煮咖啡，技术高超。

　　史沫特莱的广播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因为当时人们能够听到的只有南京官方发布的敌视张学良、杨虎城，歪曲共产党中央的观点的政府公报。史沫特莱的广播是惟一能使公众了解西安事变真相的信息来源。南京国民党政府十分恼怒，诬蔑史沫特莱的广播是煽动“本来十分知足的”陕西农民发起暴乱，这外国女人是个阴谋分子、政治骗子。气急败坏的国民党官员要求美国领事馆收缴史沫特莱的护照。原先帮助过史沫特莱救护伤员的美国教会也害怕了，他们不断地向南京政府和美国领事馆报告史沫特莱的行踪。

　　史沫特莱的广播站的负责人是王炳南和刘鼎，他们在西安事变中都暴露了共产党员的身份，于是史沫特莱理所当然地成了共产党的辩护人。美国报刊在头版用具有轰动效应的标题报道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活动——进步报刊说她是英雄，反动报刊说她是无赖。史沫特莱的朋友厄普顿·辛克莱在美国《自由》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美国女造反派在中国》，过分地夸张了史沫特莱在西安的言行，称她为共产党的“白肤女皇”。苏联政府谴责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认为这是日本人的阴谋。美国共产党可能是受了苏联共产党的暗示，也在《工人日报》上发表文章攻击史沫特莱，说她不应该支持张、杨，不应该公开批评蒋介石，总之，她在西安事变这个问题上过于旗帜鲜明了。这么一来，史沫特莱与美国共产党之间的隔阂就越来越深了。

　　西安事变终于划上了一个句号，刘鼎和王炳南到延安参加了红军。王炳南后来到了重庆，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外事工作。60年代初，任驻波兰大使，曾与肯尼迪政府进行过改善中美关系的秘密谈判，是一位老资格的外交家。

　　两位亲密战友去了延安，更引起了史沫特莱对延安的无限向往，她想方设法收集红军近十年的历史资料，连每一个战略细节都不放过，从江西苏区时期到长征路上的每一次战斗，她都能如数家珍般向人叙述。贝特兰听了深感惊讶，说，她的叙述“像司汤达的小说一样生动”。

　　1937年1月初，一个通信员从延安潜入西安，交给史沫特莱一封正式邀请她去延安访问的信。史沫特莱多年的盼望终于成了现实。她戴着红十字袖章　，以前线救护员的身份出了西安城，穿着粗厚的马裤和像旗帜般鲜红的毛衣，奔向她心中的圣地——延安。

　　第八章　矢志不移

　　第一个到延安的外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是这样描绘延安的：“它处在高高的石山脊的凹处，坚固的城墙蜿蜒到达山顶之上。与城墙连接在一起的，是新添筑的防御工事，它们看起来像一群群的蜂巢。”这是西安事变以后红军刚从保安转移到延安时这座古城的一幅典型的画面。延安是陕西北部的一座古老的城市，市区不大，只有一条主要街道，街道两旁是零零落落的几间不大的商店，街道的一端是一座当时已经被改建成礼堂的废置了的天主教堂。延河水绕城而过，河对岸一座山势平缓的土山上矗立着一座建于公元8世纪的佛教宝塔，这山就是著名的宝塔山，这座宝塔也就成了延安城的象征。

　　史沫特莱跋涉了整整三个星期，才到达了延安。欢迎她的人很多，除了老朋友丁玲、刘鼎和王炳南，还有一年前到达延安的美国医生马海德；丁玲是专程到保安等候史沫特莱、陪同她到延安的。延安还有不少老百姓认识她，其中多数是妇女和孩子。她们围着她，胆怯地微笑着，亲切地摸摸她的手，甚至摸摸她的脸，说着史沫特莱听不懂的话，很多人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她们就是史沫特莱在西安街头救护过的红军“俘虏”和家属。史沫特莱有一种回到了自己家里的感觉，延安的黄土高坡和科罗拉多的高原台地是相似的，延安的老百姓使她想起了家乡的农民和矿工。

　　史沫特莱到来的第二天，延安的干部和群众为她开了一个欢迎大会，史沫特莱应邀在大会上讲了一个多小时的话。她像和亲人拉家常那样自然而随便地讲着，讲美国西部农民和矿工的悲惨生活，讲她的贫苦童年，讲她13岁就到别人家里去做工，把微薄的工钱交给母亲，还讲到她的母亲和弟弟怎样悲惨地死去；接着她特别生动而详尽地讲述了1918年因参与在国外的印度民族解放运动而坐牢的经过。她的经历，对延安的听众并不陌生，他们不像在听一个外国人讲话，而好像在跟一个自己身边的同志谈心，那么亲切，那么动情。史沫特莱演说的风格就跟她这个人的风格一样，真挚坦诚，直言不讳，毫无夸饰，每一句话都是内心热烈感情的流露，具有强烈的个性色彩，因此也就具有极大的感人力量和鼓动性。听众不断用眼神反映他们对这个陌生的外国人的理解和共鸣。史沫特莱肯定，她和延安人是完全可以交流的，虽然他们彼此听不懂对方的语言。延安人就是史沫特莱的父老乡亲。最后史沫特莱充满激情地说道：

　　“我理解你们，美国人民理解中国人民，理解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你们不是孤立的，你们的斗争是正义的，你们的斗争是世界伟大的反法西斯斗争的一部分。”

　　听众被这位蓝眼睛的外国妇女深深地感动了。演说结束时，全体站了起来，长时间地热烈鼓掌欢呼。

　　从西安事变到卢沟桥事变中国正式对日宣战的这六个月，局势相对平静。史沫特莱住在延安专门给外宾准备的简朴的“客人宿舍”里，制定了一个较长期的写作计划，准备写红军领袖的传记。她决定写朱德。在此以前，史沫特莱就听到过许多关于朱德的传说，知道他是一位英勇坚强、富有传奇色彩的军事领袖。

　　到延安的当天晚上，史沫特莱就前往凤凰山麓朱德总司令的住处。他们坐在一张没有油漆过的白木桌子前，朱德问史沫特莱愿意在延安做些什么事，史沫特莱毫不犹豫地答道：“我决定写你的传记，希望你能把一生的全部经历讲给我听！”

　　朱德很惊讶，说：“我不过是个农民，是中国工农红军中普普通通的一员。”

　　“正因为你是一个农民。”史沫特莱说，“中国人十个有八个是农民。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中国农民向全世界谈到自己的经历。如果你把身世告诉了我，也就是中国农民第一次开口了。”

　　朱德觉得这位美国女记者很有意思，也说得很有道理，但还是诚恳地劝告她：“我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农民和士兵。你既然到延安来了，就先各处走走看看，和大家见见面，再作决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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