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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如果反对托利党人是一种时髦,他就写讽刺托利党人的打油诗;如果风向变了,他也会写反对辉格党人的讽刺诗。无论在上流社会的俱乐部里,还是在首相官邸或者贵族的客厅里,他都被看成是自己人。甚至在执政内阁的政策和地毯的图案花纹这样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上,人们也会征询他的见解。此外,他能让别人把话说完。他同坎宁是挚友(他也介绍司各特同坎宁相识),也认识庇特、梅尔维尔等当时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他醉心于中世纪的骑士歌谣,出过一本选集。因为爱好相同,他和司各特有过长篇通信,讨论文学和古玩问题。司各特夫妇在伦敦休养时,曾到距温莎公园不远的萨宁山拜访过埃利斯夫妇。

  当时司各特说:“埃利斯是我认识的最好的交谈者。当我就一个喜欢的话题谈得兴起而忘乎所以的时候,他的耐心和有分寸的态度往往使我感到难为情。”

  在他们通信的初期,司各特还在忙于收集歌谣。1801年4月,司各特写道:“我正在利德斯代尔偏僻的角落和艾特里克森林中跋涉,寻找《边区民歌集》的补充材料。”那些地方还能记得从祖辈流传下来的歌谣的人并不总是情愿让别人把它们记录下来的。司各特抱怨说:“记得歌谣最多的一个人已经是垂暮之年了,他皈依了宗教,因此认为古代的歌曲是违背圣经的。”可是他收集到的材料还是足够出两卷《苏格兰边区的歌谣》,这两卷歌谣在1802年1月出版。

  然而这两卷并没有包括所有确实存在的歌谣,所以司各特在1802年又到边区做了一次漫长的旅行。对那些足以使其他人望而却步的危险和不便,司各特并不介意,甚至认为其中别有一番乐趣。他常常不得不同自己的马匹一样,把一堆干草权当褥子,用同样的燕麦饼充饥,从同一个木瓢里饮啤酒解渴。由于经常碰到在泥淖中丧生或者从悬崖峭壁上跌得粉身碎骨的危险,这些新记录下来的歌谣显得特别优美;如果没有他,这些歌曲就很可能失传了。

  这次的边区出游中,他结识了一个叫威廉·莱德洛的年轻农场主。

  莱德洛同大多数庄稼人不一样,喜欢诗歌和故乡的风景,还爱好运动。

  他是一个朴质、腼腆而又轻信的幻想家,应付不了残酷的生活斗争。司各特同他一见如故,认为这个年轻人健全的思想、出色的审美能力和可塑性应该受到更多的关注。比起交际场上的任何一个相识,司各特更愿意同威廉·莱德洛交往,他有一次说:“根据上流人士是不能断定一个民族的性格的。”不出所料,莱德洛并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农场主,但是,——我们在后面还会看到——司各特当时已经有能力保证他一家无衣食之虑,而且为他谋得一份工作。我们之所以在这里提到他,只是因为他使司各特结识了另一个怪人,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最离奇古怪的人,詹姆斯·霍格。霍格为《歌谣集》出了力,而对我们来说,他又是司各特胸襟异常开阔的一个例证。

  霍格是一个牧羊人。他利用放牧的时间摘抄书本的片段,就这样学会了读书写字。司各特同他初次见面时,就对他的质朴、乐观和侃侃而谈感到惊诧。他秉性喜欢交往,很少有人能不被他妙趣横生的谈论所打动。他有音乐天赋,喜爱乡间古老的歌曲和传说。他仪表端正,有一头茂密蓬松的棕发,能歌善舞,会拉小提琴,因此很受女性欢迎。他在文学史上的出现可以说是生逢其时,形象一点说,在他之前不久,彭斯开拓了书籍这块荒芜的沃土。司各特说:“彭斯的成功使苏格兰他那个阶级中所有能拼凑出一两个韵脚的人都跃跃欲试。忽然间,众多的诗人就像阳光下的山雀那样,从各个穷乡僻壤中鼓噪而出。牧羊的打油诗人从崇山峻岭上奔腾直下,而挖煤的蹩脚诗人从地层深处汹涌而来。”

  司各特使霍格如愿以偿:为他在一家杂志社找到了文学方面的工作,向康斯特布尔推荐出版他的诗集,把他介绍给各种各样的人,借给他钱,只是在霍格要求司各特准许他在自己的一部荒诞的自传体作品上署上司各特的名字时,司各特才拒绝了他的请求。还有一次司各特一时冲动,拒绝在一本诗选中收入他的作品,因为这本书的稿酬应该归霍格所有。司各特不断地受到这类请求的打搅,所以他有时不免烦躁也是情理中事,何况他已经用多种方式帮助过霍格。霍格遭到拒绝之后,给司各特写了一封信,信上的称呼是:“该死的先生!”而结尾是“顺致真心实意的厌恶……”但是仅仅过了一年,司各特得知霍格患病后,悄悄替他支付了全部医药及其他费用。后来霍格用书面形式为自己的暴躁道了歉,请求司各特恢复同他的友谊。虽然他没指望会得到原谅,可是司各特立即请他吃饭,还说不必为过去的事而心存芥蒂。

  霍格的不幸就在于他对所有的人都“过分放肆”。诗坛的成就使他昏昏然,对他诗作的批评他连一个字也听不进去。他声称:“感谢上帝,不论是书本里,还是别人身上,我都没有什么可学的。”他对司各特说:

  “我是神奇的山地诗歌之王,你永远也达不到这种境界。”不过,他对自己的散文作品并不这么自负。编辑有一次对他说:“我怎么也闹不明白,你这段文字究竟是什么意思。”霍格漫声答道:“老兄,别费那个劲了,我自己也常常弄不清楚究竟写的是什么。”当他的风格已经失去了新鲜感,而另一派文学界的“狮子”走红时,他自然而然地认为,他周围所有的人都暗中勾结起来,阻挡他脱颖而出。不过就在他红得发紫的时候,在好追随名流的爱丁堡人看来,他的风格也过于放荡不羁了。

  在有各种身份的人的场合,司各特就得经常注意,以便及时制止霍格不恰当的玩笑。司各特认为他比任何一出喜剧都更有趣,所以对他一向很宽容。在波希尔的一次盛大宴会上,司各特坐在最大的一张餐桌的首席,他站起来请求巴克柳公爵准许他派人去请霍格:“没有他我实在觉得乏味。”

  这就是为司各特的《苏格兰边区歌谣集》出过主意或是尽过力的那些人。《歌谣集》第三集出版于1803年。司各特在这本集子中无疑对许多古老的歌谣进行过整理:改动歌词,增加诗行,把同一首民谣的几种变体合并成一种,修改韵脚,甚至把古代的神话改写成诗。

  第六章 第一本畅销书

  司各特在出版了《歌谣》和古代民谣《特里斯特兰爵士》之后,就按达尔基思伯爵夫人的建议,着手创作叙事长诗。他把初稿读给两位朋友听了,可是没有得到他们热烈的反应。司各特丧气之余,便把手稿付之一炬。然而时过不久,他又见到了其中的一位,才明白自己误解了他们的沉默(实际上他们都被长诗深深地打动了),于是决定重起炉灶。

  1802年秋天在波托贝尔沙地操练时,司各特被马踢了一脚,在兵营里躺了三天。这时他再度提笔,一个半月之后,这部长诗就脱稿了,取名为《最后一位行吟诗人之歌》。司各特说,这部作品的长处在于“它写得感情充沛,而且完全是为了把从幼年时起就萦回在脑海中的那些形象展示出来。”

  1803—1804年间波拿巴正在英格兰海岸附近游弋,入侵的现实危险笼罩着英国。司各特要经常到塞尔寇克去集合受训,因为正在组织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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