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时代的谜案(99)

九九

　　由于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的坚持，当面把党证交给了被平反的共产党员们，但是，党证上注明：党龄从1937年到1954年中断。对那些企图提出抗议的人，他们用假装出来的原则性来回答：“你们在监狱里进行了什么党的工作？”但是莫洛托夫对自己的妻子波林娜·热姆丘任娜却没有忘记办理一个“正常的”党证，即没有党龄中断的党证。

　　但愿任何人都不要认为，反对真正平反的只是已故总书记的那些助手们。广大的斯大林派的社会人士都加入了维护不公正事情的斗争。……诗人帕维尔·瓦西里耶夫在26岁时被消灭了。是根据谁的告密而被消灭的，不清楚。为瓦西里耶夫平反是费了很大的劲才作到的。因为有人反对。

　　十二月党人Ａ．И．雅库波维奇的曾孙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雅库波维奇是革命的积极参加者。从1930年到1941年，他一直在蹲监狱。后来，他在被释放了几个月之后，再次被关进监狱。1956年他被平了反，但只是在第二案件上被平了反。在第一个案件上，即在所谓的“联合常务局”的案件上，雅库波维奇没有被宣告无罪。大家都知道他是无罪的：无论是克雷连科（他在1931年孟什维克的审判案中以公诉人的身份出现），还是米高扬（雅库波维奇以前曾在他所领导的机关里工作过），都知道这一点。

　　米高扬把雅库波维奇的申请交给了总检察长。但是鲁坚科需要政治局批准。而政治局则予以拒绝。米高扬对雅库波维奇说：“中央认为，复查政治审判案，现在不是合适时机。进行新的平反，也是这样。”

　　平反的过程像揭露斯大林的过程一样，有其来潮和退潮。“不是合适时机”、“在西方面前感到尴尬”、“人们会怎么说？”……都是一些方便的借口。其中的一个借口我记得特别清楚：“莫斯科是没有回旋余地的。”

　　当我已经平了反，请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当时的秘书Ａ．Ｍ．别哥夫（上面提到的一个人的弟弟）给我办理在莫斯科登记户口的问题时，他就是这么回答我的。要想让他接见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出生于莫斯科，学院毕业于莫斯科，被捕于莫斯科。现在根据部长会议的决定，我有权住在首都。这一切我都向别哥夫作了叙述，但是所得到的却是这样一个没有回旋余地的拒绝。我不想去找中央。在度过了北极圈以北的集中营的生活之后，我爱上了南方。于是我在加格拉安顿下来，接着我向莫斯科写去了信。我请求把父亲的埋葬地告诉我。要知道像维辛斯基这样的别于手的遗骸都埋葬在克里姆林宫的城墙之上……我得到的回答是：要查明父亲死去的情况“是不可能的”。

　　为死者平反的工作是在毫无计划的情况下进行的。尤其在初期更是如此。一些偶然的同情者为死者和幸存者编制了一些偶然的名单。杀人者的行动则完全不同：斯大林杀人是有计划的，是按照次序的。而且不怕宣扬出去。对某些“人民的敌人”，他向全世界加以大声宣扬。而对于被斯大林杀害的人进行平反的工作，却是秘密地进行的。大概这里表现出了一些领导人的十分自然的羞耻心，也表现出了那些参加消灭运动的人十分自然的羞耻心。他们具有这种羞耻心已经很久了。因此对于杀害列宁的战友们、元帅们、科学家们和作家们的日期，他们还要隐瞒匠：20年。一些出版社和编辑部在公布死者的材料时，是相信内务部提供的情况的。这个机关的认真负责情况是众所周知的。它执行了这样一项命令：把被斯大林杀害的人死亡日期分散在1935—1945年期间。如果将其死亡日期只限定在1937—1939年这3年的话，那将会出现一种使人感到十分寂寞无聊的情景。

　　从原则上来讲，领导人是不反对把事情公诸于众的，只是要掌握限度和分寸。人们关于罗莎·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和恩斯特·台尔曼都写成是“被凶杀”，而关于列宁的战友们则说成是“被镇压”。他们认为这样说不至于使人那么害怕。

　　很多老党员都很想象从前那样，为党的利益而工作。但是他们得不到理解。在被平反的人中，有一位A．A．梅德韦杰夫，当他在中央的时候，曾敢于提到拉季舍夫^①的命运。说亚历山大一世在位时，把这个农奴制的最凶恶的敌人关进监狱和送去流放，但在流放6年之后，又让他参加新法律的制定工作。可是梅德韦杰夫的这种暗示也未得到理解。几年之后，梅德韦杰夫去世了。埋葬他时有很多人来为这位革命家送殡。乌德穆尔特（这位著名的师长在国内战争时曾在那里进行过战斗）的几位党的领导人也到莫斯科来为他送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因梅德韦杰夫为革命树立了丰功伟绩而在死后奖给他一枚勋章。

　　①拉季舍夫（1749—1802年），俄国革命思想家、作家、俄国革命思想传播者。他的主要著作《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记》描写了人民的苦难，揭露了专制政权和农奴制度的残酷。书出版后被查禁。1790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从流放地回来后，重申废除农奴制的主张，再度蒙受迫害，被迫自杀。——译者注

　　死者生前进行党员登记的那个地区的区委书记预先通知老布尔什维克们说：“怎么，你们想为自己的这位被平反的朋友举办盛大葬礼吗？不行！”区委派出一位受托人即房管处的党组织书记（他是一个很象样的斯大林分子）去监视葬礼的进行。他首先发表了临葬悼词，悼词十分简短。接着这位受托人便下命令道：“拿棺材盖来！”但是棺材盖在一个诚实的人的手里。于是这时乌德穆尔特共和国党的第一书记便发表了讲话。接着又响起了“拿棺材盖来！”的喊声。继他之后沃特金斯克市委书记又发表了讲话……那个受托人又下令道：“拿棺材盖来！”最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的汽车开来了。他们抬来了一个用鲜艳的玫瑰花扎成的大花圈。德苏友好协会的代表发表了讲话。然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大使走到棺材跟前，把一枚勋章固定在死者的衣服上。当他们还没有来得及预先阻止大使时，大使便发表了讲话，并在讲话中提到了斯大林进行政治杀害的牺牲者。“拿棺材盖来！”——那个受托人最后一次下了命令。

　　……追悼的钟声不再响了。70年代到来了。一位地位很高却叫不出名字的人郑重地说：“我们对亡灵已经感到厌烦了！”从这一天起，所有关于被害的列宁战友及一切著名活动家的周年纪念性文章，在结尾部分都是一大堆好听的话，极力称赞死者对党的忠诚——既不提死亡日期，也不谈遇害情况。象“镇压”、“诽谤”、“牺牲者”、“专横”这样一些字眼，部成了铁一般的禁忌语。这样一来，被斯大林杀害的人就只得到了一种纸上空谈的永垂不朽。

　　而为了使被斯大林杀害的人的幽灵不去惊扰新的几代人，革命者们的名字就从历史上被取消了。1918年7月6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举行的叛乱被瓦采季斯、穆拉洛夫、涅夫斯基指挥的军队镇压下去了。但是剧作家M．沙特罗夫却被迫在“7月6日”这天代替他们来表演一个波德沃伊斯基^①。根纳季·菲施描写了芬兰的革命事件。安东诺夫—奥弗申柯领导了赫尔辛福斯和波罗的海舰队的布尔什维克。然而接着却下命令把他“除掉！”于是《在1917年6月》这本书的作者就从自己的书中把他除掉了。

　　①尼古拉·伊里奇·彼德沃伊斯基（1880—1948年）是俄国革命活动家，攻打冬宫的领导人之一。历任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俄军事组织局主席，彼得格勃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等专职。——译者注

　　……在埃尔米塔日参观的参观团成员们被指给看一把梯子，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当年率领起义者就是爬上这把梯子，冲进冬宫的内室的。只是现在却用另一个人来代替他了。而那位另一个人是在床上死去的。

　　当时对待许多革命家的名字就是这么做的。赫鲁晓夫的上台，他的打算揭露斯大林和为斯大林时代几百万受害者平反的试图——这都是一种历史上的偶然性。贝利亚的失败也是这样一种偶然性。斯大林的流毒不可能随着斯大林的死去而结束。如果是在另一种偶合的情况下，贝利亚也许能夺得政权，并对所有的人进行一次新的“血腥屠杀”。那将是一场在一小撮斯大林走狗内部进行的争权夺利的斗争。这样一种小规模的斗争，其结局是难以预测的。历史的规律性还包括不了这种斗争。赫鲁晓夫死后人们竟未能在埋葬剑子手们的克里姆林宫的城墙旁为他找到一块葬身之地，同那个头目^①埋葬在一起。“而斯大林同志是需要埋在那里的，这是辩证法的规律。”——总书记本人对此也会这样说的。但是历史的正义性毕竟占了上风。它在1985年来到了，我们有能力永远抓住它。

　　①“那个头目”指斯大林。——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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