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时代的谜案(91)

九一

　　跟随领袖多年的警卫员Ａ．Ｔ．雷宾回答了这个问题。当值班的军官惊慌地向贝利亚报告说，斯大林的情况十分不好，发出嘶哑声时，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粗暴地打断他的话说：“不要制造惊慌，他只不过是睡着了，是在梦中发出的嘶哑声。”有人知道了斯大林处于危急状况后，向别墅打入了电话，请求医生来帮助。贝利亚把打电话的人痛骂了一顿，然后说，不需要任何人来帮助……在长达13个多小时的时间中，一直没有把医生叫来给突然中风的病人治疗。

　　还有一个罪证——这是一位教授提供的证据。医生们被完全是故意地很晚才叫了来。他们来到后发现垂死者的嘴唇上留有带血的唾沫痕迹。那个谋害者^①需要使自己摆脱任何怀疑，于是在3月7日的《消息报》上发表了这样一项公告：“经病理学家和解剖学家研究的结果充分证明了诊断是正确的……已经查明，约·维·斯大林的病从发生脑溢血的那一时刻起就具有不可逆转的性质。因此虽然采取了有力的治疗措施，但未能产生积极的结果和防止非常不幸的结局。”

　　①“那个谋害者”自然是指区利亚。——译者注

　　斯大林逝世后在其别墅里发生的事情是这一情况的尾声。贝利亚在第二天就把所有作保卫工作的军官都赶走了。至于服务人员，“那些极其惊慌失措的、什么也不明白的人，收拾了遗物即书籍、餐具和家俱等，他们含着眼泪把这些东西装上了卡车——东西都被运走了，运到某些仓库去了……那些在这里忠心耿耿地服务了10—15年的人被赶到了大街上。”^①新的安全部长——贝利亚立即就占居了这个渴望已久的职位——不能不担心其他的见证人。于是有些作保健工作的领导人被他撤职了，有些专家被他镇压了。

　　①参看斯·斯维特兰娜《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26页。——译者注

　　……斯大林的灵柩被安放在圆柱大厅里。进行哀悼的人是按年龄大小的顺序排列的，他们是：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瓦夏^①将军也在这里。在父亲去世时，他几乎是冷静的。

　　①瓦夏是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的爱称。——译者注

　　这是一次规模宏大的葬礼。遗体被涂了防腐剂的总书记穿着一身大元帅的礼服。礼服上戴满了勋章，灵柩旁摆满了花圈。有几千个好奇的人被挤死和踩死在靠近大厅的地方——一切都按时代的最好传统进行。接着在红场上举行追悼大会，致悼词。总书记的灵柩按年龄大小的顺序，由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贝利亚、马林科夫抬起来，再按这个顺序将灵柩抬往陵墓。

　　这是他们给全民衰悼作出的表率。一张张惊惶失措的面容，一个个眼泪汪汪的样子，一副副非常痛苦的神态……“亲爱的父亲，没有了你，我们现在可怎么办呀？”灵柩经过了一个幼儿园。这是莫斯科很多幼儿园中的一个。小孩子们被排成了一条单列横队。保育员们对他们说：“斯大林伯伯去世啦。孩子们，哭吧。亲爱的父亲去世啦。”所有的小孩子都在哭。只有一个小孩子没有哭，他笑了起来——他故意给女保育员作对。于是便对这个侮辱神圣的小孩子使用了一切惩罚手段：抽打屁股，罚站墙角，一天不给东西吃。

　　……沃尔库塔。在矿井里为斯大林竖立了一座小型纪念像。但是夜里有人在领袖那石膏制的双肩上给穿上了一件肮脏破旧的女棉坎肩，给领袖的头上戴了一个沾满油污的大沿帽。在市中心管理局的大楼旁，又竖立了一座斯大林像。但是有人把他的头打掉后，让其滚到臭水沟里去了。暴君的死使犯人们产生了希望，他们希望减轻不幸的遭遇，甚至希望获得自由。8月份，在一座主矿井里掀起了风潮。先是第2管理局的矿工们举行罢工。后来是阿亚奇一亚格中央热电站的建设者们和第18号矿井的工人们举行罢工。于是检察长Ｐ．Ａ．鲁坚科和内务部副部长И．И．马斯连尼科夫将军从莫斯科乘飞机赶来了。他们答应服苦役的人和普通犯人，要尽快改变其现状，直至对案件进行重新审查。而为了进行惩戒，他们在第18号矿井里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血腥镇压。他们让犯人处在地区以内和三重铁丝网以外的地方，用冲锋枪和机关枪向犯人扫射。我有机会看到了为逝世的总书记举行的这次血腥的追悼。

　　特鲁希略^①统治了32年。他被埋葬在巴黎。他的亲属请求拨给64平方米的土地作为他的墓地。但是有关方面只同意拨给两平方米。最后双方达成协议，给予了6平方米。豪华的墓穴化费了9000万法郎。法国方面自愿将载运这个大肆掠夺的独裁者的火车（有对个车厢）从勒阿弗尔运往巴黎，然后再运往比利牛斯山的那边……

　　①特鲁希略（1891—1961年），从1930—1961年是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独裁者，他代表美帝国主义、当地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被暗杀身亡。——译者注

　　与特鲁希略相比，斯大林算是个俭朴的人：很一般的住宅，无论是莫斯科郊区的别墅还是南方的那座别墅都很普通，坟墓也很普通。在克里姆林宫的城墙旁，只给他两平方米的墓地也就够了。然而这个俭朴的劳动者的形象只不过是他所喜爱的象演戏似的种种化装之一罢了。要知道这位领袖也常表现出豪华的派头，也常为节日的排场而耗费巨资。

　　我们再来谈谈1953年最初几个月的情况。下面是他的女儿所作的描写：“在父亲卧病的大厅里聚集了很多人。那些第一次见到病人的陌生的医生们（多年来一直照料父亲的Ｂ．Ｈ．维诺格拉多夫院士此时在蹲监狱）心惊胆战地在周围奔忙。他们又是往父亲的后脑勺和脖子上贴水蛙，又是为他作心电图，又是给病人肺部进行Ｘ光透视。一位护士在不停地把病情记在本子上。一切都按照应该做的那样做着。所有的人都在为挽救一个已经无法挽救的生命而忙碌。”^①

　　①参看斯·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7—8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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