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时代的谜案(65)

六五

　　1923年时，191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阿拉姆·伊萨科维奇·伊万尼亚恩作为苏联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全权代表在外高加索工作。革命前，他在格鲁吉亚参加社会民主运动。1910年时他被流放到沃洛格达。他是一位出色的数学家，有学问的人，性情温和，坦率真诚。有两个儿子的总督邀请他担任精密科学的家庭教师，是毫不奇怪的。给他这位老师规定的月薪是150卢布，这在当时是很大一笔款额。简朴的和生活上要求不高的伊万尼亚恩几乎把所有的钱都分给了贫困的政治流放犯。

　　伊万尼亚恩眼满流放期后，回到了格鲁吉亚。1917年时他在彼得格勒被选为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格鲁吉亚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后（1921年），他去到了梯弗利斯。俄共（布）高加索局把他派往亚美尼亚去工作。他在那里工作了两年，担任粮食人民委员、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亚美尼亚贸易股份公司董事会主席等职务。他回到梯弗利斯后，担任了外高加索对外贸易人民委员这一更为负责的职务。下面我们从他于1926年7月3日写给党的外高加索边疆区委书记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的信中引证一部分：

　　“快到1923年底时，作为对外贸易人民委员的全权代表，我的各种相互关系变得非常紧张，使我不得不请求外高加索边疆区委解除我的职务，尤其是根据我当时掌握的情报来看，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不满情绪也开始波及到中央……外高加索边疆区委拒绝了我的请求并通过决议（现将决议附上），委托我亲自将情况转告党中央。

　　……我来到莫斯科后，立即去拜访纳扎列强，在他的办公室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斯大林同志，这次见面的情况使我难以忘记。他走出办公室，向一些同志打招呼，在介绍我时，他问：‘是从沃洛格达来的伊万尼亚息吧？知道……’接下去，他一面同别的同志打招呼，一面讲话。我十分真诚而坦率地承认，我实在是陷入了一种愉快而疑惑的状态中。说愉快，是因为总书记知道了我；说疑惑，是因为当我还根本不知道他是从沃洛格达来的时候，他却知道我是从那里来的。”的确，当时有谁知道他这个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呢？人们知道他是在20年之后他登上了领袖宝座的时候。

　　伊万尼亚思没有预料到从同斯大林的见面中会产生什么不好的后果。他坚持离开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又回到了梯弗利斯。在梯弗利斯，让他在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工作。在这里并没有立即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两年的时间过去了，在新的岗位上，伊万尼亚思充分表现出了自己的知识渊博和多才多艺。这时，拉夫连季·贝利亚已经升到了格鲁吉亚国家政治保安局副主席的职位。有一天，他把边疆区执行委员会所属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党组织书记柳德米拉·伊万诺夫娜请到他那去，建议她立即把伊万尼亚恩作为一个“辜负了信任的人”开除出党。书记企图为伊万尼亚恩同志辩护，但是贝利亚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有指示，建议她考虑一下。一个星期后，贝利亚把书记又叫了去。“喂，怎么样？”——“伊万尼亚恩同志是一位诚实的、学识渊博的干部，大家都敬重他，而且也值得敬重。”——“那好吧，我们在工作过程中来解决这个问题吧。”

　　1926年6月8日，外高加索边疆区委监察委员会把伊万尼亚恩开除了党。6月21日，委员会主席让伊万尼亚思想到党证还未交，于是他交出了党证。伊万尼亚恩受到的指控是；“1911年他在沃洛格达流放地时，收到了70个卢布，而这些卢布是彼得堡组织根据国外局的建议，汇寄给斯大林同志，供他从沃洛格达逃跑时用的。70个卢布的钱由伊万尼亚恩收下后，却没有交给斯大林，而且钱和有关的电报同时都寄到了伊万尼亚思的名下。”

　　后来，伊万尼亚恩有机会看到了斯大林的信，这封信是反对这位诚实党员的唯一“罪证”和对这位党员进行难以置信的迫害行为的唯一原因。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党委会的侦查员菲什金让他看了这封信的原文。现在我们来引证一下斯大林写给外高加索监察委员会委员米尔扎别基亚恩的信：

　　“我向您告知，根据我的请求（原文中就是这么写一的。——本书作者注），关于您所需要的、与伊万尼亚恩同志有关的一些事实。

　　1）1911年我以秘密身份住在沃洛格达时，曾应伊万尼亚恩的邀请，在他那里住了两夜或三夜。

　　2）他（伊万尼亚恩）当时同塔塔里诺夫及其妻子同住在一个住宅里，我也在那里住了将近一个星期。

　　3）他（伊万尼亚恩）曾把我安排在（在他那里住了两夜之后）流放犯多列尔那里，在那里我住了两个星期或者两个多星期。

　　4）中央按照伊万尼亚恩提供的地址给我寄来了70个卢布，作为我逃跑之用，但是这些钱伊万尼亚恩同志没有交给我，而只是把关于寄给我上述数目的钱的电报（电报里去掉了几个字）交给了我，而且伊万尼亚恩同志无论是对于钱的“丢失”，或者是对于电报中去掉了几个字这一事实，都未能作出解释。

　　后来我到国外来到中央后，得到了全部证明文件，这些文件说明，当时确实是根据伊万尼亚恩提供的地址，经沃洛格达给我寄去了70个卢布，这些钱并没有丢失，而是由收件人在沃洛格达收下了。”

　　这封信像是一个宗教学校的学生写的似的，写得很详细，但是缺少起码的逻辑。信的原文本身就包含着对这种谮言中伤的驳斥。这个预谋犯把钱据为己有之后，又把“丢掉了”几字字的电报出示给受害者，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预谋犯呢？而这在斯大林的诬告中还并不是唯一的荒唐行为。这件事与一些特殊情况有关，对这些特殊情况需要着重地研究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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