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时代的谜案(62)

六二

　　对权力的渴望。在研究斯大林的智能结构时，不能够避而不谈9·弗罗姆的看法，他认为，对权力的渴望是这个暴虐狂的最突出的表现。对权力的渴望，这对斯大林来说并不是如同想使自己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这样一种没有经过思考的渴望或愿望。他之所以需要政权是把政权看作是一种镇压他人（不管他们同自己远近关系怎样）的工具。马克西姆·高尔基于1918年即在十月革命胜利后过了几个月时，曾经唯妙唯肖地描绘出了这个未来暴君的肖像：“他首先抱怨自己的是，他不是一个有才能的人，也不是一个强有力的人，他还抱怨自己受人侮辱……他象一个多孔动物一样，全身的每一个毛孔都充满复仇的情感，他想要百倍地报复那些侮辱过他的人

　　他对人的态度就象一个平庸的科学家对待那些被用来进行残酷的科学试验的小狗和青蛙那样。人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材料，这种材料愈是没有什么崇高思想，他使用起来就愈加方便”^①

　　①马·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1918年彼得格勒俄文版第30页。

　　在大量的政治活动家中，很难找到另外一个人象斯大林那样，竟是如此地一心一意要攫取个人的的权力。在他的手里，权力变成了供暴虐狂享受的工具，变成了真正可怕地侮弄受党和人民拥护的人的工具。权力在他看来意味着万能。当他掌握着权力时，其他一切——思想（在他看来，一切思想都是虚假的）也和目的与手段（在他看来，任何手段都是可以使用的）一样——都退居到了次要地位。他在革命年代第一次尝到权力的滋味后，就再也不能遏止住自己了。众所周知，权力使人变坏，绝对的权力则使人绝对地变坏。这个说法并不适用于斯大林，因为他在攫取到权力之前就已绝对地变坏了。

　　奸细。薇拉·施魏策尔这位老女布尔什维克（她在图鲁汉斯克边疆区同自己的丈夫一起服满了流放期，她的丈夫是著名的布尔什维克苏伦·斯潘达良）回忆道，很多政治流放犯都不相信科巴同志，认为他是一个阴谋家和奸细。

　　下面就是她在1931年时向罗扎利娅·泽姆利亚奇卡（当时弗拉基米尔·米柳京也在场）讲述的情况：“当科巴在世界大战开始前不久来到图鲁汉斯克边疆区时，我们大家决定都和他断绝来往，因为他有这样一个名声，就是他是一个估恶不俊的阴谋家和无论什么无政府主义行为都干得出的追求名利地位的人。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两地的党的范围内，流传着关于斯大林同宪兵队之间存在有联系的说法。后来他所以能以某种方式博得一些流放犯的信任，其原因显然是象格里戈里·彼得罗夫斯基和列夫·加米涅夫这样一些老布尔什维克由于心灵纯洁，没有想到去怀疑其他同志会去干一种背叛行为。”^①

　　①薇·施魏策尔的回忆，由弗·米柳京转述。

　　几年之后，当吹捧斯大林的运动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时，这位老女布尔什维克来了个180度的转变。她向臆造领袖传记的编者们——Ｔ．Ф．亚历山德罗夫、Ｈ．）．加拉克季奥诺夫、Ｂ．Ｃ．克鲁日科夫、Ｍ．Ｂ．米京、Ｂ．Д．莫恰洛夫、П．Ｈ．波斯别洛夫——作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叙述，把科巴同志说成了一个卓越的理论家、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战士和受到大家尊敬的革命家。根据新的回忆，斯大林在图鲁汉斯克流放地时曾把罗莎·卢森堡的一本小册子从德文翻译成了俄文……

　　1916年12月，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同彼得格勒的工人鲍里斯·伊万诺夫一起应征入伍。他们被护送到结了冰的叶尼塞河下游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一路上斯大林的表现就好象他是指挥护送人员似的：什么时候停下来休息，在什么地方过夜，这一切都由他来决定。到达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后，应当把从前的那些流放犯交给军事当局。但是朱加施维里却对护送人员说，他要去见自己的老朋友，他也就这样作了……

　　党的老战士鲍里斯·伊万洛夫毫不怀疑：科巴是警察机关的一个奸细。^①斯捷潘·邵武勉对此也毫不怀疑。邵武勉被人们正确地称之为“高加索的列宁”。他是巴库革命工人公认的领袖，在全体外高加索的社会民主党人中享有崇高的威信。斯大林能够容忍这一情况吗？邵武勉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秘密工作者，但是在1905年时，梯弗利斯的警察机关经过跟踪，终于侦查出了他的踪迹。斯捷潘·格奥尔吉耶维奇^①后来在回忆到这件事时对同志们（当时他的几个儿子也在场）说，他被捕的那个秘密住宅的地址只有一个人知道，这个人就是科巴同志。^②

　　①鲍·伊万诺夫的回忆材料立即被放进了“雅罗斯拉夫斯基——波斯别洛夫之流的赌本”的关得很严实的保险柜里了。但是在此之前有几位诚实的历史学家已经看到了这些回忆材料。

　　①斯捷潘·格奥尔吉耶维奇是邵武勉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②邵武勉和沙图诺夫斯卡娅的证词。对斯大林的背叛行为确信无疑的斯·邵武勉向诺伊·若尔达尼亚讲了这件事（见M．沃斯连斯基《名称表》1985年伦敦英文版第72页）。

　　布尔什维克的印刷所在梯弗利斯郊区的阿弗拉巴尔存在了3年。1906年春，突然来了警察。地下印刷所的工作人员们确信，是斯大林把印刷所的所在地告诉给警察的。因此他们都同斯大林绝了交。社会民主运动的其他一些积极分子们也确信，科巴与印刷所遭破坏有关。阿弗拉巴尔的印刷所被捣毁后不久，即在3月底，斯大林接着就被捕了。对他监禁的时间短得惊人：这位“勇敢的地下工作者”能够在4月10日，即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开幕之前，来到斯德哥尔摩。对于这次被捕官方出版的斯大林传记中只字未提。^①这又是偶然的吗？……

　　①沃斯连斯基的前引书第70页。

　　邵武勉于1908年在巴库的第二次被捕也不象是警察的偶然得手。不管怎样，巴库的工人们把这次行动同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在革命的地下工作中，斯大林受到了许多严重的不愉快事件的威胁，但随之而来的是把科巴同志再次逮捕之后，又以解救的方式将其流放。据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这位著名的社会民主党人（1912年时他住在巴库）证明说，斯大林曾经企图谋害过一个孟什维克。这位受害者把这件事写信告诉了巴库的孟什维克组织，他警告同志们说，科巴是为沙皇的暗探局效劳的。^①

　　①沃斯连斯基的前引书，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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