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时代的谜案(60)

六〇

　　1901年时，拉多·克茨霍韦利和阿韦尔·叶努基泽集攒了一些钱准备办一个地下印刷所。他们收集的钱还不到100个卢布，于是阿韦尔便到梯弗利斯去寻求帮助。但是科巴和西尔韦斯特尔·吉布拉泽拒绝给他钱。他们想使这项事业处在他们自己的监督下，并由他们来领导。^①

　　①阿·时努基泽《布尔什维克的地下印刷所》1923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1页。帕特恩、斯米特和列·托洛茨基这三位作者都证实了这些事实，希恩格利和P．塔克尔也提到这些事实。

　　还有一个证据——警察机关一个暗探提供的情报：“在巴统，领导组织的是一个处在警察特别监视下的约瑟夫·朱加施维里。朱加施维里的专横霸道……终于引起了很多人的愤怒，于是组织发生了分裂。”^①

　　①《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全宗民主党，00，1898年，第5案卷，第27张。

　　1902年春，斯大林转入了地下。3月，他在巴统参加了几次工人举行的政治游行示威。3月7日对32名罢工者的逮捕是第一个重大事件。第一二天，科巴处身在那些组织游行示威进行抗议的人之中。当局逮捕了300人，即到监狱所在地进行抗议的人差不多都被逮捕了。3月9日，科巴召集了一大批人—&将近600人——，率领他们进行新的游行示威。在紧接着发生的对射中，有15个工人被打死，45个工人受了伤。3月11日，科巴参加了为在冲突中牺牲的人举行的规模很大的葬礼。

　　这些接连发生的事件如果没有另外一个情况的话，看起来可能是十分自然的，这另外一个情况就是：科巴始终处于自由状态下，没有遇到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只是到了4月5日他才被捕，而这一点挽救了他作为当地社会民主党人“领袖”的声誉。

　　1903年。在这一年的7月，斯大林在服满了15个月的监禁后，受到行政当局的处分，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省。对于他一生中这个时期的情况人们几乎一无所知，只是在官方出版的领袖传记中说，他来到了新乌达，生活在流放地，从列宁那里收到了一份《党纲》，最后，他于1904年1月逃跑了。

　　1904年。巴统。科巴再一次企图使地方委员会服从于自己。然而他再一次遭到失败。这个陷于狂怒的“布尔什维克”挑动工人进行无组织的行动，然后他就指责党委的成员们胆小怕事。^①

　　①P．阿尔谢尼德泽《关于斯大林的回忆片断》，载于《新杂志》1963年俄文版第72期6月号第232页。

　　巴统的社会民主党人决定在海上庆祝五一节。他们坐着划桨小船前去进行“星期日野餐”。计划规定各只小船将在远离海岸的地方相会，并在那里即在海上举行大会。当各只小船驶向指定的相遇地点时，同志们又是唱歌，又是说笑话，又是开玩笑。一切都进行得极为顺利，直到某个同志想到对科巴开个玩笑为止。科巴当时才25岁，可是他却非常孤僻，不允许别人对他采取亲热而不拘礼貌的态度。暴怒的科巴把小船推翻，对他开玩笑的人们纷纷落入水中。这时一只警察的巡逻船急忙开过去救他们。对五一节的庆祝也就以此而结束了。

　　如果以后的事件按照同样的精神发展下去的话，被科巴所挑动起来的争吵定会使巴统的组织陷于彻底瘫痪的状态。但是，虽然斯大林紧密地靠拢孟什维克（当时孟什维克在格鲁吉亚居于明显的优势），但他并未能迫使当地的委员会接受自己的意志。这样，他就只好离开了这个城市。但他毕竟给事业造成了重大的危害。

　　大致就在这个时期，在他的战略上出现了一个进展。科巴由于具有异乎寻常的政治嗅觉，他是在外高加索首先了解到列宁在进行革命的那些人中的一个。

　　1905年。梯弗利斯。巴统。巴库。科巴在梯弗利斯故技重演：他到这里后立即就打算要玩弄新的手腕来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领导，他挑动个人之间进行争吵，他因进行无政府主义的攻击而丢了丑。他因对一句尖锐的话找茬，便在西尔韦斯特尔·吉布拉泽的住所里，同菲力浦·马哈拉泽打起架来。当地党的领导召开了“荣誉法庭”来审理科巴的案件。当时提出了把科巴作为本性难移的阴谋家开除出社会民主党组织的问题。在参加当时事件的那些人中，没有一个人活到废除斯大林制度的时代，因而各种证明文件没有被保存下来。但是很多党员都听说过党的法庭所采取的这一行动。

　　科巴在巴统（他在那里尽人皆知）作短暂停留后，转移到了巴库。

　　1905年。社会民主党党员、年轻的法兰德泽姆·克努尼扬茨从彼得堡回到了故乡巴库。她是受米哈·茨哈卡雅的委派到党委委员科巴同志那里取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的。

　　她回忆道：“我在一个小房间里见到了科巴。他个子矮小，身体虚弱，既象个残缺的人，又象个等待着惩罚的小偷。他穿着一件蓝色偏领男衬衫，上面套了一件瘦小的、不合身的西装上衣。头上戴着一顶土耳其帽。他接待我时表现出一种明显的怀疑态度。只是在对我进行了详细的询问（询问象是审问）之后，他才把一叠书和小册子亲手交给了我。由于其中一部分书我已经从别的地方弄到了，所以我只拿了其中的3本书。他把我送到门口时，继续用怀疑的和敌视的目光打量着我。

　　那天晚上我同女友一起访问了由巴库工人领袖斯捷潘·邵武勉领导的一个中学生小组。我们同邵武勉一起回家。我决定向他问一问科巴同志：‘他是什么人？在社会民主党人中，没有一个人象他那样给我留下了如此令人忧郁不快的印象……他实在是一个异常冷淡的人、疑心很重的人和非常凶狠的人。他对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吗？’——‘哪里话！他是我们的一位老地下工作者，是一位富有经验的和忠诚的地下工作者。’邵武勉要我确信。

　　我在梅尔库里耶夫街一个贫穷的多子女的洋铁工人那里住下。那里是巴库党委会委员们相聚开会的地方。我们一共13个人，大家轮流担任会议主席。开会前大家热情地交谈着，说着笑话。瞧，开会的时间已经到了。而科巴却仍然未来，他总是迟到。虽然迟到的时间不长，但是经常迟到。好象他戴手表只是为了要算出迟到所必需的时间似的。他一走进来，气氛立即就变啦，好象是什么东西把我们束缚住了，于是进取的精神不见了。科巴来时带着一本书，他用稍短一些的左手把书紧贴在胸口上。他在一个角落里坐下后，默不作声地听着每一个发言人发表意见。他最后发言，他不慌不忙地把各种观点、意见和论据进行比较。他在选取了最有远景的和最带实质性的意见后，象是作结论似的，提出自己的建议。因此，他讲的每一句话就给人们留下了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印象。他以这种方式达到了很大的戏剧性效果。”^①

　　①《戏剧》杂志1988年俄文版第8期第127页。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波格丹·克努尼扬茨的姐姐法罗大娘^①活了90多岁，但她永远记着那个遥远的1905年。

　　①法罗大娘就是前面说的法兰德泽姆·克努尼扬茨。——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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