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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


  瓦·费·潘克拉托夫在1919年时是第11集团军司令部特别部部长,这就是说,他有可能得到关于贝利亚、巴基罗夫及斯大林的其他帮手们的秘密情报。1924年他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机关辞职后,迁到莫斯科来住,并开始在奥尔忠尼启则的秘书处工作。当斯大林着手肃清“托洛茨基主义”时,逮捕的浪潮席卷全国。潘克拉托夫于1929年被捕,接着被送往托博尔斯克政治隔离所。当时命令被监禁的“托洛茨基分子们”要交出一份关于放弃政治活动的书面保证。潘克拉托夫是那些拒绝这一断然要求的人中的一个,因此在监禁3年之后,他被转为流放。当时奥尔忠尼启则请潘克拉托夫的妻子(她也被流放)劝说劝说瓦西里·费多罗维奇。谢尔戈向他保证:只要他放弃自己的观点,他定能获得自由并担任负责工作。潘克拉托夫大声斥责了伊丽莎白·米哈伊洛夫娜,把她叫做“黑乌碉”,并拒绝了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的建议。他得知基洛夫于1934年12月1日被害死的消息后,对妻子说:“既然斯大林杀害了基洛夫,那他今后必将把我们所有的人都消灭。”基洛夫被杀害后过了一星期,所有“托洛茨基分子”再次被捕。3年之年,根据车里雅宾斯克“三人小组”的判决,潘克拉托夫被枪毙了。

  ①瓦西里·费多罗维奇是潘克拉托夫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②伊丽莎白·米哈伊洛夫娜是潘克拉托夫的妻子。——译者注

  ③根据伊·米·潘克拉托娃——桑德勒的回忆。

  瓦西里·费多罗维奇·潘克拉托夫在西伯利亚流放时,距离猜透事情真相已经很近了,尽管也允许有第二种方案。让我们看一下,历史学家A.基里利娜是怎样对待这个问题的。她在《祖国》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列举了4种杀害基洛夫的说法。第一各说法是:恐怖行为是由单独一个凶手于的。似乎尼古拉耶夫这个喜怒极其无常的和对周围一切都不满的人能够亲自来干这一罪恶行为而无须别人帮助。(这里怎能不使人想起美国关于调查杀害肯尼迪案件委员会所得出的结论,该委员会没有找到任何密谋杀害总统的蛛丝马迹。)第二种说法是:倭罪于列宁格勒前反对派的领袖们。第三种说法是:通过拉脱维亚的一个领事与托洛茨基取得了联系的尼古拉耶夫成了托洛茨基凶恶意图的执行者。第四种说法是:斯大林。他是否被卷进了这个恐怖行为中呢?

  此外,在这篇文章里起码还考察了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企图把全部责任都推到亚戈达一个人身上。似乎他不经斯大林知道就打算谋害基洛夫,并组织了这一谋害事件。最后,第六种说法是:尼古拉耶夫同白俄相勾结,白俄似乎已打进列宁。格勒以便先杀害基洛夫,然后再杀害斯大林。

  科学的认真态度和客观态度是一个职业历史学家所必须具备的。可是当一个历史学家故意详细地来考察亚戈达或托洛茨基作为独裁领导人参与谋害基洛夫的各种说法,而且是在党的第二十次和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之后过了几十年来这么做时,那么这种调查看起来就是很奇怪的了。

  基里利娜引用了托洛茨基的看法:“对于杀害基洛夫斯大林不仅要负政治上的责任,而且要负直接的责任。”接着她写道:“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尼·谢·赫鲁晓夫实际上重复了这一说法。”要走的还剩下一步,就是谴责赫鲁晓夫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顺便提一下,遭到万世唾骂的C.П.特拉佩兹尼科夫是一个最顽固的斯大林主义的辩护士,他曾公开称赫鲁晓夫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这话是我亲自听到的。

  而托洛茨基的结论就是应当予以认真对待的那一“说法”。托洛茨基是了解斯大林这个人和这个政治家的,因为他亲身感受到了斯大林那凶狠的、报复的性格和无穷无尽的阴谋诡计。当审判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管理同的领导人的详情细节已为国外所知晓时,托洛茨基就更加确信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原来,梅德韦季及其助手们“既然掌握了关于准备谋害基洛夫的情报……却不采取措施及时揭露和制上尼古拉耶夫的活动,尽管有做到这一点的一切可能。”杀害基洛夫的这种行为只能是由上面指使的。

  ①柳德米拉·库兹米尼奇娜是沙波什尼科娃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在这里引证一下A.M.拉里娜的回忆正是时候。她在集中营里遇见了丘多夫的妻子柳·库·沙波什尼科娃。她们在谈话中谈到了斯莫尔尼宫中发生的罪行。柳德米拉·库兹米尼奇娜说:“季诺维也夫不需要杀害基洛夫。这是按照‘主人’的指示,根据来自最上面的旨意干的。在枪响之后,很多列宁格勒的同志都了解这一点,丘多夫也了解这一点。”

  ①《旗帜》杂志1988年俄文版第10期第129页。

  ②《祖国》杂志1989年俄文版第1期第77页。

  斯大林既深入了解侦查的细节,也不忽视起诉书的文词。这个根据明显捏造编写出来的和没有任何逻辑的文件,揭露了谋害基洛夫的组织者本人——我们对此并不感到惊讶。这里表现出了斯大林这个政治家的粗野无知。当他进行群众恐

  《祖国》杂志1989年俄文版第1期第77页。怖和个人恐怖时,他是拿着斧子在行动的。当总书记在准备1938年的审判案(这是一系列“大家都能享受的”演出中的第三次演出)时,他的目的是要把集聚在圆柱大厅里的观众以及整个读者界都弄糊涂。这一次导演让出场的是П.П.布拉诺夫,他是前内务人民委员的私人秘书。这位新的见证人根据亚戈达的话,告诉法庭说,基洛夫的警卫员鲍里索夫参与了对基洛夫的杀害。

  ①罗·梅德韦杰夫的著作指的是《让历史来审判》一书。——译者注

  基里利娜在引证这些供词的原文以及侦查员P.o.波波夫的回忆时,对于现有的罪证得出了一个调非寻常的结论,她说:“这些罪证如今成了反对斯大林的证据。在1938年时,这些罪证的出现是反对亚戈达的,它们是那么容易地同对梅德韦季和扎波罗热茨的种种指控协调一致起来。”总之,这位历史学家毫无根据地把列宁格勒事件中一些假想的罪犯互相区别开来(尽管他们在职位等级方面是联系在一起的),然后又对他们等同看待,从而把我们引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在这里充满了各种显然站不住脚的假设和说法,还有对什么证明文件的等待。这就使人觉得,亚戈达或者扎波罗热茨,或者他们共同一起,在没有主人命令的情况下,组织了对基洛夫的谋害。而证明文件……难道基里利娜真的认为象斯大林这样一个富有经验的罪犯,对于由自己领导并参加的这一罪行,会留下什么书面方面的罪证吗?

  ①作者的论斯大林一书指的是《暴君的肖像》一书。——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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