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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


  ……当局剥夺农民是第几年了,消灭农民是第几年了,实际上当局简直是在杀害农民,迁移农民,使他们定居务农,而粮食收购量却越来越少。在北高加索,竟发生了把整个村庄、整个集镇都强迫迁走的事情。但是,就是使用这种极其残暴的手段也无济于事。提高粮食、肉类、蔬菜的收购价格倒是可以试一试的,因为这些食品的收购价格只是零售价格的1/10。但是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工人和农民,这与社会主义建设者有何相干呢?斯大林鼓励不管收成好坏和有无储备而硬是要把农民的粮食拿光的作法。很多集体农庄连种籽储备都没有了,在普遍搜查之后,农民的小木房里一无所有。只有带把的杯子、小水桶、碗和这些物品的勺子……

  男子汉战士一领袖(仅只为了这个字眼,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以其全力来压制农村。农夫们不堪忍受。为了不被饿死,只有逃跑。可是逃往哪里呢?去盗窃用汗水所获得的产品也“不可能”,因为你知道盗窃社会主义财产会得到什么报应吗?斯大林除了看见“粮食收购方面的怠工行为”外,什么也没有看见,而且也不想去看见。而对付怠工行为,手段只有一个,这就是恐怖手段。农村十室九空了,幸免于难的农民们都躲藏起来了;全国足足有一半适宜耕种的地区都在闹饥荒。需要引证数字和证明材料吗?那是所有有人性和有求知欲的人都知道的。整个整个的农村连同儿童和老人都灭绝了。首先死去的是农夫。那些还有力量走动的人,都奔向了火车站,或者是涌向城市,路途上布满了尸体。而周围竟然象在战争中那样,到处都是阻击部队。因此没有任何获救的希望。看来恐怖手段眼看就要因饥饿而受挫了……

  ①这里的“男子汉战士—领袖”是用来讽刺斯大林的——译者注

  1921年时,人民已经经受过一次饥荒——那是战争和经济破坏造成的后果。受害的有17个省份,有2000万农民濒临死亡边缘。1932年秋天到1933年春天所发生的饥荒是可怕的。这不只是在规模方面。这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的一次由人为而造成的饥荒。在1921。年时,全国都来救济伏尔加河流域。当时从国家的储备中拿出了1200万普特的种籽和3000多万普特的粮食运往闹饥荒的村庄。苏维埃政府很乐意地接受了外国工人和资产阶级政府的救济。许多火车车厢满载着美国救济总署赠送的食品运往伏尔加河流域。而在1932—1933年时,闹饥荒的地区没有从国家得到一公斤粮食。斯大林没有从饥饿的死亡中拯救过一个婴儿!

  ①А.拉基京《以革命的名义》1965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36、140页。

  有一次,在饥荒的灾难最严重的时刻,斯大林到南方去休养。火车行驶在乌克兰的土地上。陪同总书记的《消息报》编辑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格龙斯基说:“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农民正在纷纷饥死,农夫们……我们还有少量外汇储备,应当用来在国外购买粮食。”主人严厉地回答说:“不行,让他们死去吧。他们正在进行怠工哩。”

  ①伊·米·格龙斯基的证词。

  是的,对饥荒可以不要多加操劳,而“已获得的成绩”则是应当巩固的。于是斯大林便向国外出口粮食:1929年向国外出口的粮食是260万公担;193o年为4840万公担;1931年为5180万公担;当饥荒遍及全国时,还向国外出口了1800万公担。出口额虽然不大,但是事实本身……

  ①《地平线》杂志1988年俄文版第5期第34页;《苏联历史百科全书》俄文版第7卷第493栏。

  在1928年时,某些领导人曾建议在国外购买粮食。斯大林却对这些“投降主义者”、“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者”和“富农在党内的代理人”进行指责,说他们犯了“右倾”。于是这位克里姆林宫里的财主便把那些从正在饿死的农民那里抢过来的粮食卖给西欧。几百万人就是由于他而被饿死的。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231—232页。——译者注

  1942年,温斯顿·邱吉尔同斯大林交谈时问他:集体化是否牺牲了很多人?斯大林把张开五指的双手向上一举。他是想用这个举动来说明集体化使人民付出了1000万生命的代价呢,还是这个手势只不过是意味着“很多,多得很!”?对这位职业的人道主义者来说,屠杀几百万人早在战前很久就是一种很普通的事了。不同的史料提供了不同的死亡人数:从300万到600万。而整个这场以强制手段迫使农民集体化、“消灭富农”、斯大林制造饥荒和进行镇压的运动,根据西方一些作者提供的资料,使农民付出了2000万人生命的代价。可以确信,这个数字并没有过分夸大。关于乌克兰的资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乌克兰的人数从1926年的3100万人减少到1939年的2800万人。消灭了300万人。但是还存在着人口的自然增长。每年可能增长2%(作为一个平均增长数来说,这个百分数是相当低的),即每年增加60万人。换句话说,在这14年中,增加了将近900万人。加上那300万人,就是1200万人。这1200万乌克兰人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呢?要知道强迫集体化的大镰刀也割到了北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中亚细亚……等地区。在1930年,从农村中迁出的“富农”家庭有115000个,而到193;互年则为266000个。在两年中迁出的“富农”家庭一共为381000个。如果按一个家庭平均有5口人来计算的话,那就有将近200万人。仅仅在两年中就消失了200万人!但是统计还没有说明死去的“富农”及其子女和老父老母有多少,关进监狱和集中营的人又有多少。那些被流放的、被逮捕的和被褫夺了一切公民权的人,他们的子孙曾经经受了一些什么样的苦难。不久前发表的И.Т.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回忆录》使人们对此有所了解。

  ①《新世界》杂志1988年俄文版第9期第30页。

  ②В.Л.丹尼洛夫《西方报刊关于苏联1932—1933年的饥荒和30—40年代的“人口惨剧”的争论》。载于《历史问题》杂志1988年俄文版第3期。

  ③А.И.戈祖洛夫和М.Г、格里戈良茨合著的《苏联的人口》1969年莫斯科俄文版第91页。

  ④《真理报》1988年8月26日。

  ⑤《青春》杂志1988年俄文版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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