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桑(27)

二七

　　对桑多的爱情，奥洛尔·杜德望一点也不掩藏。每当人们把她视为要求“人家尊重其秘密”、并“爱护其名誉”的女人，她就大为气恼。

　　她不仅在拉夏特尔与情人相会，甚至在诺昂自己的房间里与他纵情享乐，行鱼水之欢。当然，这时候有忠厚的古斯塔夫·帕佩替他们放哨。

　　古斯塔夫没有抱怨；他忠心耿耿地参与这对情人疯狂的行动。于勒在她房间的时候，古斯塔夫便在她的帐篷里过夜。

　　于勒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来到她的房间的，冒着卡西米尔、她哥哥、孩子和保姆等人都可能发现他的危险。奥洛尔什么都算计好了，都预料到了。他来到她的房间之后，便被她搂在怀里，愉快地捶打，亲吻。他们又是叫，又是哭，又是笑。两人狂欢极乐，在一起做爱。

　　于勒的身体从不曾强健过，狂欢纵欲的生活无疑又是雪上加霜。

　　他身体瘦弱，面色苍白，拉夏特尔的人都把他视为肺病患者。奥洛尔也清楚，他的身体确实变得很糟。这是一对矛盾：看到他她是那么高兴，拥抱她是那么快乐，可是这消耗精力的爱情在慢慢地杀死他；她知道这幸福的快乐在燃烧他的血，耗费他的生命！

　　在诺昂，写作与纵情齐头并进。五卷《玫瑰红与雪白》完成了。这是一个女伶和一个修女的故事，但拉杜什从里面看到的，只是对浪漫派和感伤派作家的模仿。书中不过也有引人入胜的方面：比利牛斯山的风光，粗犷的人物，有韵味的语言，最优美的部分出自奥洛尔的手笔。她把修道院的回忆、母亲的隐情话，旅行的印象都写了进去。桑多则增添了相当粗俗的放荡语言。

　　该书出版后，激起了奥洛尔的母亲索菲的反感。做为生活的讽刺，许多作风放荡的女人，也爱读贞洁的小说。

　　奥洛尔开始写另一部书，不过这一回是一个人写。桑多去了巴黎，她没有马上跟随他去。一段时间以来，她觉得丈夫“非常好”。况且还有莫里斯，越来越可爱。她正在教他历史。

　　然而，到了十一月，勒尼奥写来信说于勒病倒了。于是她急忙赶去。拉夏特尔的人说他有肺病并没错。他经常发烧。她心中内疚不已：难道这是过度耽于肉体享乐的结果？

　　在写给勒尼奥的信中，奥洛尔做了一番反省：

　　我是多么不安和内疚。那是因为看到别人或许可以救活的人在我怀里死去，感到他日渐消瘦、衰竭、虚弱，意识到这是叫他死，因为抚爱是毒药，爱情是火，只消耗精力而不能使生命复苏，吞噬并且烧毁人，只留下一堆灰烬。想起来是多么可怕……我给他的只是损害。三个月里，我让他在我的怀抱里遭受着痛苦的折磨。我有一百次看见他几乎昏厥，我还继续坚持。最后，我终于让步，害怕把他弄死。为了治好他，我牺牲了我的意志。我的意志，总不是无足轻重的东西吧！可是，今天，我因我的忠诚比我的坚持给他造成更大的损害而颤抖，是我毁了他。我给他的肉体快乐是用他的寿命换来的……

　　十二月，《玫瑰红与雪白》出版了。公众和批评界的反映不错，这部现实主义小说十分畅销。卡西米尔来到巴黎。在圣米歇尔滨河街的住所里，那几天他们过得相当愉快。

　　奥洛尔已习惯过一种非常简朴的生活，所以卡西米尔在这里的几天对她来说，简直是大吃大喝、奢侈享受。

　　卡西米尔离去不久，她也回到诺昂。老家需要她去料理。而且家里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伊包利特夫人的侍女怀了孕，莫里斯的家庭教师布古瓦朗被人指控。但奥洛尔并不把事情看得严重。

　　她只想安静地写作，而诺昂乡间的夜晚无比宁谧。

　　1832年春天，当她重新在圣米歇尔滨河街出现时，带来了她的女儿索朗芝和一部长篇小说：《印第安娜》。

　　索朗芝的到来叫母亲年轻的贝里籍伙伴大吃一惊。让一个三岁半的小孩与姘居的男女一起生活，这合适吗？

　　奥洛尔并不担心有女儿在身边生活有什么不便。索朗芝只有三岁半，她既不会有所注意，也不会发议论，更不会提问题，多嘴多舌。

　　于勒爱上了“他的女儿”，带她上飘溢着刺槐清香的植物园，指给她看长颈鹿。他还牵着她的手，在圣米歇尔滨河街的阳台上浇花。一次，索朗芝折断了几枝花茎，怕挨母亲骂，便试图用封信用的小面团将它们粘接好。

　　桑多钦佩地读了情妇的《印第安娜》手稿，既觉得惊讶，又有一定的难堪。在他看来，这部小说写得太好了。

　　但是，在作者署名上出现了问题。对于一部他未付出劳动的作品，于勒·桑多拒绝署名。于是，她应该用个什么笔名呢？由于《玫瑰红与雪白》，他们共用的笔名J·桑已经小有名气。署“杜德望”是不可能的，婆婆和丈夫都反对；要是署上“杜邦”，母亲本人大概也会感到不便。

　　最后，他们决定用乔治·桑这个名字。她保留姓氏“桑”，改换名字。由此诞生了乔治·桑，因为她一心想要人家把她看成男人。她念念不忘妇女受支配的状况，希望通过姓名和衣着来摆脱。

　　五月底，出版商刚把印刷出来的第一册样书寄到圣米歇尔滨河街，拉杜什来到了屋顶小室。

　　他拿起长篇小说，嗅着，既好奇又不安，像往常一样开着玩笑。他翻着书页：“这是部模仿之作；学了巴尔扎克的！你要我说什么？我说模仿之作。你要我说什么？我说学了巴尔扎克的。”奥洛尔在阳台上。他拿了书，走过去，一清二楚地向她指出，她仿效了巴尔扎克的手法。她明白自己不应该遭受这种指责，但她没有为自己辩护。

　　拉杜什带走了她签名送给他的这册书。

　　次日，一醒来，她就收到了这张便函：

　　乔治，我来当众认罪，我跪倒在您膝下。忘记我昨晚说的无情话；忘记六个月来我对您说的无情话。我昨夜未睡，拜读大作。啊，我的孩子，我真对您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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