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布什自传(28)

二八

　　1971年秋季，当第三世界多数国家投票将我们的台湾盟友驱逐出联合国的时候。美国在联合国大会上遭到了到那时为止最为严重的挫折。作为美国大使，我曾努力进行走廊外交，让台湾保持它在联合国的席位，作为所谓“双重代表权”计划的一部分。

　　这个计划产生在美国知道已经不再能够掌握必要的票数来阻止联合国大会承认北京政府作为中国人民的正式代表的时侯。我们的“双重代表权”政策是个让步措施。它接受不可避免的发展——北京加入联合国，同时继续维护我们国家对我们在台湾的朋友们的义务。

　　真正决定性的投票是就一个程序性的问题进行的。我们在拉丁美洲、非洲、亚洲国家的联合国代表中进行了紧张的拉票活动。而另一方面，共产党及其它反西方国家同样努力地拉票支持它们驱逐台湾。有一段时间，按我们的计算我们能获得取胜所需的票数。但是临到1971年10月25日，我们认为已对我们作出承诺的选票却转为弃权。有些答应支持我们的代表没有出席会议。最后的计票结果是59票对55票，15个国家弃权。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那些原先答应投票支持我们而后却失信的国家。

　　在程序性的投票后，联合国大会继续以相当大的差额投票承认北京政府而驱逐台湾。这是联合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反西方集团（包括共产党国家）在美国威望处于危险状况时第一次击败了美国。在宣布投票结果时，有些国家的代表真的在会场的过道上跳起舞来。对他们来说，台湾并不是他们要针对的对象，打击山姆大叔才是他们的真意。

　　职业外交家的标志是从不让个人的感情影响对自己工作的看法。然而，我不是一个职业外交家。我坐在美国大使的席位上，对周围发生的情况不仅感到愤恨，而且感到憎恶。中华民国，这个曾经帮助建立了联合国的政府，已被驱逐出国际社会，而这一事件却在联合国大会的会场上受到庆祝。如果这里就是“人类的议会，世界的联邦”，那么这个世界已陷人比我想像的还要深刻的困扰。

　　一会儿以前，情况已经明朗——台湾在联合国的日子到头了。当我看见台湾大使刘锴与他的代表团最后一次走出会议大厅的时候，我受自己个人感情的支配，离开坐位，在他到达大门前赶上了他，我把一只胳膊放在他的肩上，对所发生的一切表示遗憾。他感到他被这一他的国家帮助建立并多年来一贯支持的组织出卖了。

　　从刘的角度看，美国并没有竭尽全力支持台湾政府，美国对他的国家的地位采取的立场正在改变。美国代表团曾努力让“双重代表权”政策在联大获得通过，但结果却是另一种“双重代表权”政策—一华盛顿在承认北京这一问题上的暖昧态度，使得我们维护台湾的努力遭到了失败。

　　1971年夏，亨利·基辛格对北京进行了一次秘密访问，这是美国政策发生变化的第一个标志。然后，在联大辩论台湾地位问题前不久，华盛顿宣布了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访问中国。

　　这一新闻在白宫和国务院被看作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但是就在联合国执行美国政策的角度而言，这等于是在我们要求中立国家坚持反对北京之时，我们自己对毛政权的立场却软化了。

　　不论我个人对驱逐台湾的感受如何，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和建立与北京的外交接触的高瞻远瞩和明智，是显而易见的。我理解总统和亨利·基辛格正在设法达到的目标。难以理解的是，基辛格告诉我，他对台湾问题的最后投票结局感到“失望”。我有此同感。但是鉴于我们在纽约说的是一套，而在华盛顿做的是另一套，这种结局是不可避免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身穿单调的灰色老式服装于11月11日到达纽约，这是我第一次直接接触中国共产党人，我将遇到一些地缘政治学预料不到的事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外长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次正式讲话中谴责美国，这并不使我感到惊奇。我虽然知道两个共产党大国有着严重的分歧，但直到他用同样的篇幅谴责苏联时，我才体会到中国人对俄国人的敌对情绪。第二天报纸上出现了一张漫画，画的是马利克与我坐在各自的办公桌前正皱着眉头，而乔却提着一桶米倾倒在我们俩的头上。

　　然而，乔的讲话只是我了解中苏关系真实状况的第一课。真正使我惊奇的事——即他们对我们只是不喜欢，而对俄国人则是蔑视——发生在中国驻联合国大使黄华第一次出席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非正式会议时。

　　这次会议在法国大使雅克·科斯久什科-莫里泽的寓所举行。黄华和我早就在一次由国务院礼宾专家精心设计的场合见过面了。因为美国还没有正式承认北京政府，我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会见应该显得是偶然巧合的，而不是预先安排好的。

　　我坐在联合国的代表休息厅里，取了一个乔冠华和黄华进入会场的必经之地。当他们经过的时候，我站起来，热诚地而不是过分热情地伸出我的手，并作了自我介绍。

　　他们都与我握了手，热诚而不是过分热情。这一“自发”的相互介绍完成之后，我们各走各的路了。然而，重要的是中国大使与我能偶尔交谈几句，因为尽管我们两国还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有些地方我们有着共同利益。

　　现在，科斯久什科一莫里泽在他的寓所门口迎接黄华，并把他引向起居间。科林·克劳爵士、雅可夫·马利克与我已在那儿等候。黄华被介绍给科林爵士，与他握了手，然后介绍给我，与我握了手。而后马利克伸出了他的手。我看到黄华也把手伸向前，但在听到“苏联大使”一词时，他猛地抽回了手，转过身子走开了。

　　这一侮辱完全是有意的，黄华在他来之前就知道马利克会在那里。他给俄国人尝了一次马利克自己喜欢给新来乍到的人端出来的苦药，不同的是中国人的目的不仅是要测试俄国人的容让程度。我意识到黄的行动是故意向其他大国表明，中国人把苏联“霸权主义”——更甚于美国“帝国主义”——一看作是他们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

　　把手伸出半空的马利克，脸色红得发紫，就好像黄用手背打了他一记耳光一样。此时，不过有几秒钟的时间，却显得很长，房间里的紧张气氛难以描绘，没有人讲话，只听到沉重的呼吸声。然后，我们的法国东道主慌慌张张地走向餐厅，挥动着手叫道，“我们走吧，走吧，开会了。”

　　我们五个人在桌子边就坐入席，两个共产党大使隔开了一段相当的距离。然后我们进行了相对有礼貌的讨论。但几年以后，当我作为美国使节被派到北京时，那次会议对我的影响仍留在我的脑海里。

　　一个大使拒绝与苏联外交官握手的前例发生在50年代美苏冷战高峰时期，当时，亨利·卡伯特·洛奇转身离开苏联外长安德烈·维辛斯基。我从法国大使的起居间里了解到，不管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缓和状况如何，世界上还存在着另一种冷战，那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共产党国家之间进行的冷战。

　　父亲在缅因度假时得了一种咳嗽病，无论怎样也不能摆脱。最终，他被说服去纽约的斯龙—特林纪念医院作一次彻底检查。诊断结论是肺癌。他并不绝望，但是病毒在迅速地扩散。

　　母亲与我们一起住在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饭店的大使寓所，她大部分时间守候在父亲的病床边。父亲死于1972年10月8日。这对我，对他的其他子女都确是一次打击。我们失去了一个最好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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