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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


  ……两个有明显界限但又邻接的部位在突变率上表现为逆向
  关系。一个部位的突变率大量增加(如叶片组织绿色条纹的数目
  所表明的),它的姊妹部位绿色条纹的数目则大大减少。这些茎
  和叶上成对部位的位置使人想到它们是由某一生长点的两个姊妹
  细胞产生的。

  麦克林托克对这一识别和它向她所转达的意义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在发育的时候,会有这样一种变化:将会从邻接的两个部位,一个部位挨着另一个,产生两个姊妹细胞,你将从中看到它本身所表达的基因作用的模式非常不同于你已着手进行的。在两个姊妹细胞中,它们的模式也不相同......,在一个细胞出现的频率大量增加,而在另一个细胞中则大量减少,在有丝分裂的早期,一定出现过什么,而造成了上述不同的模式。这件事是这样的惊人,以致我把什么东西都丢下了,我并不知道——但我肯定地感到我将能够发现一个细胞得到了另一个细胞所失去的究竟是什么,因为情况看上去就是那样。我没有办法不去想它:一个细胞得到了另一个细胞所失去的,而我能够把它找出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知道我会找到答案的。”这神秘的洞蔡力——“一个细胞得到了另一个细胞所失去的”——对于麦克林托克来说看来是通往对调节作出解释叮下一步:

  她已经有了在细胞内规则变化(突变率不变)的证据;现在她正看着植物细胞史上的某一点:突变率转换。有着某一突变率的亲本细胞分裂成两个有两个新突变率的子细胞,一个比亲本高些,另一个比亲本矮些。这里是转换的起点;从这点出发,麦克林托克可期待掌握有关控制突变率的更多情况。但是甚至更为重要的是,这里是导致两个细胞分化的一个事件——也许恰好是产生不同类型的生物组织的那类事件。以此为起点,麦克林托克能够开始展望一门科学——发育遗传学。

  每一个生物是怎样发展成为其特有的形状的呢?作为一个生物学家,这个问题是麦克林托克扑朔迷离思想的一个不可分离的部分。细胞遗传学家受到训练以掌握麦克林托克所拥有的、并且在她以前就有的某种证据;但是只有具有她那样广泛兴趣的独特人才方可领会其潜在含义。麦克林托克曾经研究过胚胎学,她懂得确定事件(determination events)。

  她一再强调说,确定事件是关键性的思想。她解释说确定事件是存在着的,在那个时候,胚胎学家对它就非常熟悉了。它具有能引起细胞某种改变的性质,而这种改变仅在细胞经过许多代之后才在其子代显示出来。胚胎学家已证明了这样事件的发生,但它究竟是什么,他们却无可奉告——这与他们正在从事的工作完全不同。而现在,麦克林托克有了有关它的性质的线索了。“总之,确定事件作为有丝分裂的结果而出现,这样,一个细胞得到了另一个细胞所失去的。”

  她花了两年时间才开始懂得这段话可能意味着什么。在此期间,她并没有园为所得甚多而止步不前,但有一件事除外——那就是她深刻的信念。几年之后,当时在冷泉港担任研究员的一位年轻的细菌遗传学家伊夫林·威特金问麦克林托克,在不知道将会产生什么的情况下她怎么会整整地干了两年。“我从来想不到有什么会成为绊脚石的。并不是我已经知道了答案,而是从事这项工作时,我感到一种快乐。你让材料告诉你将走向何处,每走一步,它都告诉你下一步是什么,因为在你心中,一个全新的模式正与你结合在一起。你所追随的不是一个旧的模式;你所信的是一个新的模式。你让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集中于此。你不可能人为地改变它,因为一切都浑一体。你不会遇到困难。”

  两年之后,她知道她正在观察的是染色体中控制断裂(或解离)的一种结构——她第一次朦胧地看到了转座。“我有了答案。我有了答案,恰与基因毗连处有一组分,它对另一个因子所送出的信号(通过本身解离)作出反应。”她将这个体系称为解离-激活(Ds-Ac)体系(她首先发现了说明上述控制的机制):Ds代表解离因子,Ac代表激活因子。

  但麦克林托克是怎样得出这个结论的这件事,其本身顺理成章地就是一个故事。随着对玉米植物每一代进行的研究,越来越多的异常的资料都积累起来了,这些资料不符合任何常规的结构。整理这些资料需要一座新的、复杂的理论大厦,一座转座的、但转座只是其中一部分的大厦。在将这个故事充分完全地介绍给科学工作者之前,总共花了六年时间,然而她所阐明的这一逐步深化的大部分思想,产生于她为华盛顿卡内基学院所写的年度报告之中。

  从这些年度报告中人们能够得到一个印象:将麦克林托克的理论渐渐展开就象是将许多假设层层剥笋一样地剖开,每一个假说在概念上比起前一个来吏抽象,离感觉的物体更遥远,然而它所说明的内在逻辑性是这样的令人信服,以致每个领会这逻辑性的人能够“看见”抽象本身。和麦克林托克在同一幢楼里工作的威特金日复一日地仿效着她的工作,威特金终于感到她也能够“实际看见基因开闭”。麦克林托克本人很容易忽略的是,相对没有受过训练的眼睛所能看到的和仅按照一长串推理的帮助方能看到这两者之间的差别的,对于她来说,后者已成为第二本性了。事实上卜从她在玉米植株上实际看到色素斑点到她最终写出控制因子,是经历了艰苦的认识过程的。

  为了产生她自己的类推,她的“计算机”无时无刻不在工作着——她穿梭于斑点、其形成的模式,以及她固有的想象力之中,从第一次发现线索到最终作出解释是一段漫长的旅程(它花了六年时间),路线不是笔直的。事实上,直到引进一个新的条理化的方案而使其变得比较简单、比较有条理之前,模式日趋复杂混乱。但麦克林托克总是领导着潮流。资料越是复杂越是混乱,就越有必要有一个衡量的标准使她认清潮流,有一个稳定的因素使她坚信宗旨。她固有的想象力提供了这个衡量标准,她极度的自信则提供了这一稳定因素。在下面的章节里,我们将用粗线条描出这一旅程的各个阶段。这可不是容易追随的旅程,但是对此进行的尝试将会导致对她所作的贡献作出正确的评价。

  转座是一个两部分的过程,包括染色体因子从原来的位置释放,插到一个新位置上。麦克林托克所得到的有关这样一个机制的调节体系的第一个暗示是出现了这样一个现象:当因子关闭时,它本身就是转座过程的(即迎染色体因子释放的)前一部分的结果。在许多表现出遗传稳定性的植物中,麦克林托克发现在染色体内断裂有规律地出现和高度特化的证据,她把这个现象称为解离。解离与遗传稳定性的相互关系早就取得进展了,而在那时,转座仍是个遥远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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