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有独钟(22)

二二

　　她相信大脑的作用“好象一部计算机”，处理和合并数据，远比我们可能意识到的为复杂。找到了错误的原因之后——归档的错——她放心了。“那使我觉得满意，因为，这件事告诉我：只要计算机在工作，就会准确无误。”她意识到全部工作就是“注视这些隐性组织美丽的条纹”，她说，计算机是不休息的，“我从未错过一次。”对于她，这个故事的最重要之点是：必须对脑子的情况作这样的判断。“这是靠完全的自信、完全的了解才得以完成的。我了解每一棵植物。在未能知道我在综合什么，我了解了表型。”在这儿，了解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我在使用一部计算机，它工作得非常迅速，非常准确。我不可能训练任何人那样干。”

　　自从她作为一个年轻的研究生时候起，她总是自己做研究工作中最劳累的部分，不论是繁重的工作还是例行公事都不假手于人。在这方面，几乎所有的科学家在开始时都和地一样。但大多数科学家一旦成名，就学会把越来越多的例行公事委托给别人去做。当然也有例外，如埃默森就是一个。他遵照哈里特·克顿顿的指示：“不要把任何事情当作例行公事”，以自己亲手做工作而引以为骄傲。至于麦克林托克，问题并不在于骄傲，她的精湛技巧在于她观察的能力，在于处理和解释她观察所得的能力。随着岁月的增长，把她任何一部分工作委托于人的可能越来越少，她发展的技巧连她自己也不能确定，更不用说传授给别人了。

　　科学上洞察力的性质和任何其他方面一样，是非常难以理解的，几乎所有懂得培养洞察力的大科学家都懂得尊重它的神秘的作用。正是在这儿，它们的推理能力找到了本身的极限。在公然对抗合乎情理的解释时，创造性的洞察力激起了那些实践那种能力的人的敬畏。他们终于知道、相信而重视了它。

　　“当你忽然看到了问题，有些事发生了，在你能化为文字语
　　言前，你就有了答案。一切都下意识地完成了。对我，这已发生
　　了多次，我知道什么时候把它当真的。我是绝对肯定的，我不去
　　说它，我不对任何人说它，我只是肯定这是它。”

　　这种自信不是新的东西。她说了早年在康乃尔的一件事——这看来是越过任何的自觉意识的另一“了解”的事例：“一棵特殊的植物因一次易位而杂合了，就是说，一条染色体进行了易位，而同源的另一条染色体却是正常的。按照减数分裂的分离定律，它通常产生百分之五十缺陷性的花粉粒（从此不育），百分之五十正常的花粉粒。”那时有一位博士后生刚开始研究易位。他从这些植物检测花粉，希望它们或者是完整的（没有易位），或者是杂合的（百分之五十的花粉不育）。他跑来对我说，‘有的植物只有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不育，不是百分之五十不育。’他是在田里告诉我的，他被扰乱了。”

　　麦克林托克也被扰乱了——扰乱得这样厉害，以致她离开了玉米田，走过洼地，口到实验室，在那儿坐了约半个小时，“就是想那件事，忽然之间我跳了起来，一直跑到田里。在田的高处（别人都在田的低处），我喊道，‘尤蕾加，我解决了它！我知道答案了！我知道这百分之三十的不育是什么。’”当她走到洼地底，一群玉米遗传学家聚在她周围，她认识到不能通过她的洞察力来提出证据。“证明它，”他们说，“我坐下来，取出一个纸袋和一支铅笔，开始草草涂写，那是我从前在实验室里从未做过的。很快，一切都过去了，答案有了，我就跑开了。现在我可以一步一步地做出来了——那是一系列复杂的步骤——我就按照实际情况把它画出来。（那个博士后生）看了看材料、那恰恰跟我所说的一样，跟我画的图一样。好了，为什么我不在纸上画就可以知道呢？为什么我是那样的肯定以致我会那样激动，只是说，‘尤蕾加，我解决了它！’呢？”

　　那答案可能又一次是因为她熟悉每一棵植物，她不断地对它们进行研究，获得了全部的知识。一个同事有一次评论说她能够为她所研究的每一棵植物写“传记”。虽然她也考虑到这项工作在智力上的深度以及她对植物研究复杂性也有所了解，但她自信，只要小心谨慎，她能信任由一个直觉所产生的另一个直觉。在未来的岁月里，那自信心将成为巨大支持的源泉。

　　◎第七章　冷泉港

　　我是大自然的一小片。

　　——艾伯特·爱因斯坦

　　甚至在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西洋这一岸老百姓的生活还是运行如常。大部分美国人感觉到战争的存在是在许多日子以后了。而且，生物学家不象他们在物理学方面的同事，在战争期间，始终保有相当的自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一场生物学家的战争。

　　在偷袭珍珠港前夕，麦克林托克又把精力消耗在私人的动荡之中。她又一次被解雇了。在离开密苏里时，她丢掉了她的唯一的职业，没有其它的指望。“我知道我可以干些事情，我不会饿死。”但除了面包和黄油之外，作为一个生物学家，她需要一个场所可以做研究工作，一块土地可以种植玉米。在那时，康乃尔大学早就停止了要求选题自由的政策。埃默森已退休。他的学生们也都各奔前程。埃丝特.帕克在伊萨卡北五十英里处买了一个农场。把康乃尔当作“一个可归之家”的所有想法，现在已化为乌有了。

　　在这样的时刻，人就需要好朋友。巴巴拉。麦克林托克有一个特别要好和忠诚的朋友，那就是马库斯·罗兹。他刚接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新职。她写了一封信给他，问他将在什么地方种植他的玉米（假定那不在曼哈顿）。她迅即得到了回信。罗兹自己还没有完全定局，但那年夏天他打算去冷泉港。“我也要去，”她想，“在那里种玉米。”

　　邀请是容易安排的。她写信给米利斯莱夫·德梅雷茨，一位果蝇遗传学家，她认识他很多年了。德梅雷茨一九二三年就到了冷泉港。他象他的大部分同事一样，对麦克林托克的工作评价很高。她是一个受欢迎的客人，四十年以后她回忆说：“我在六月来到冷泉港。而当夏天过去之后，我留了下来——我非常喜欢这里。”但她依然没有职业。她住在一所夏季别墅里，安排住到十一月份。但随着冬天的到来，夏季别墅最后也关了门。幸好马库斯·罗兹在哥伦比亚的公寓里有一间空房，她就住到那里去。

　　不久以后，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一日，德梅雷茨被任命为华盛顿卡乃基学院遗传学系的主任。他上任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拜访麦克林托克并向她提供为期一年的职位。她踌躇不决。她还没有确定她要干什么。在她未确定之前，她无意于接受任何正式的职务。但现实沉重地压着她。最后她被哥伦比亚的朋友们说服了，接受了那个职位并回到冷泉港。几个月以后，德梅雷茨建议把这个任命改为固定的。

　　她回忆说：“甚至在那时，我并没有觉得真的非要一个职业不可。我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不希望我自己对任何事情承担义务，因为我享受着自由的乐趣，不希望丧失（它）。”德梅雷茨十分坚持，他力主她去华盛顿同当时的卡乃基学院的校长万尼凡尔·布什谈一次话——她说，作为一个待聘的妇女，这是一个必须履行的手续。德梅雷茨说：“无论如何，你现在就去，你可以搭当大的飞机回来。”她很勉强地同意了：“请不要担心我是否能找到职业。”结果是：她和布什的会见是决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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