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有独钟(6)

六

　　大体上，父母鼓励每个孩子要有他们自己的兴趣。对父母来说，在大部分的时间里，孩子们的喜爱都是越出常规的。如果巴巴拉不愿上学，那么她就不去。她的兄弟姊妹也一样。有时候，她停学一个很长时期，一学期或更长。她回忆起其中很特别的一次：她怕到学校去，因为教师干扰了她：“她看上去如此丑陋，不单肉体上丑陋，而且性格上丑陋，感情上丑陋。”虽则她现在认识到她的图画象是一幅漫画。“我依然能够看到那幅漫画，我依然能够看到它在活动。”她的父母知道她感情上受不了，决定不再让她上学（“我父亲看来是一个儿科专家，因为他非常理解儿童”）。

　　在巴巴拉家里，学校仅仅是作为“成长的一小部分”。从一开始，巴巴拉的父亲就采取了与众不同的立场。他明确告诉学校的教职员，不得向她的孩子们布置家庭作业，一天六个小时在学校就已经太多了，根据马乔里的说法，父母所关心的不是孩子们应该成为怎样的人，而是他们怎样去做。麦克林托克还记得，当她父母发现她喜欢溜冰，“他们就给我买了他们能为我弄到手的最好的冰鞋——最好的鞋和溜冰装备。每逢溜冰的好天气，我就到美景公园去溜冰而不去上学。”等学校放学以及她弟弟和弟弟的同学们回家后，街上就成了运动的天地——垒球、足球、排球以及球队。为了参加体育活动，她需要有合适的衣服。

　　“那时候，”她回忆说，“我们不是上店铺去买衣服。而是有一个裁缝师傅到我家来为姑娘们缝制衣服。”她很早就坚持并劝说她的父母（“他们总是默许我做要做的任何事情，他们认为这对我很重要。”）让她做和她的衣服同样料子的灯笼裤，“这样我就可以做我要做的事。我可以打垒球，我可以踢足球，我可以爬树，我可以和我弟弟以及大楼里的人一样，有个完全自由的时间。”她记得那时她没有女朋友，只有男朋友。

　　“有一次，我出去打垒球，也许是去打排球，或者诸如此类的活动，大楼里一位妇女把我叫到她的屋子里去。我走上楼梯，走到她的前门，她请我进去，对我说，现在是我该学习去做姑娘们该做的事情的时候了。我站在那里注视着她。我什么也没说，转过头来回家去，我把碰到的事情告诉了我母亲。我母亲走到电话机跟前，告诉那妇女，‘别再干这种事了！…

　　这并不是说巴巴拉象家里的其他人一样。恰恰相反，父母亲都觉得她与众不同。在别的方面，大家也不觉得她比别人更具独特个性，“巴巴就是巴巴”，正象她姐姐所说的那样。她的父母甚至急切地要保护这些不同之处一至少直到青春期是这样。再有，她的成长状况并没有超出顽皮姑娘的范围，而且“变得和其他姑娘们一样了”，特别是当她开始显示出“智力上的要求”时，她的母亲至少得操心她的将来了，

　　青春期过后，她要干“那种姑娘们不该干的事情”是越来越明显了。对体育的爱好让路给对知识的爱好。“我喜爱知识，”她回忆说。“我爱知道各种事物。”在伊拉兹马修斯厅高小，她发现了科学。解答科学难题开始使她滋长着一种快乐。“我解答问题的方法常出乎教师的意料之外……我请求教师，‘请允许我……看我能不能找到标准答案，’而我找到了。那真是一种巨大的快乐啊，寻找答案的整个过程就是一种纯粹的快乐。”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国防军被征召入伍，麦克林托克医生作为军医被遣往海外。艰难的时光又来了，麦克林托克夫人不得不增加教授钢琴的钟点。在孩子们的青春期，他们的父亲不在家。由他们的母亲独自作出很多关键性的决定。每个孩子部有几种选择，但最小的女儿可能是其中最难作出选择的一个。

　　马乔里和米格农都是中学的高材生，瓦萨大学向马乔里提供了奖学金。但考虑到经济情况，并担心受过高的教育可能会使女青年不肯结婚，麦克林托克夫人说服她的长女不去上大学。马乔里成了一个职业竖琴师，并且，象她母亲一样，是一个有天赋的钢琴师。在对是否过舞台生涯的问题经过短时间的摇摆后，两个姑娘结了婚，马乔里参加了华盛顿广场乐团，米格农到芝加哥流动演出。

　　但麦克林托克夫人对她的两个最小的孩子却束手无策。她唯一的儿子汤姆完全脱离了家庭，按照她祖父的传统，在十几岁时就逃出去航海了。巴巴拉的兴趣使她更加不愿接受母亲的指导。当巴巴拉学习的兴趣越来越强烈时，麦克林托克夫人就关心起她女儿的前途来了。巴巴拉回忆说：“她甚至怕我会成为一个大学教授。”她担心巴巴拉会变成“一个奇怪的人，一个不属于社会的人。”她还知道，成为一个大学教授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巴巴拉也开始认识到她的道路是艰巨的。后来她常常回忆她早年的一件特别有意义的小事：“我们大楼里有一个球队，同另一个大楼的球队进行比赛，我也去了，我当然希望能参加比赛。我们到了球场，男孩子们决定我不能上场，因为我是女孩子。恰巧对方球队少一个队员，他们就要求我替补。结果我们把我原来的队彻底打败，因此在回家的路上，他们骂我是奸细。哦，当然那是他们的不是。但在那时我才明白，我只是更改了一个现实：我是一个女孩子，却干了女孩子们想不到要干的事。”

　　在中学期间，巴巴拉发现，她得思考，“直到得出我应该怎样处理我那与众不同的情况的结论为止。”她勉强地承认，这一过程是不容易的，她说：“我发现我处理问题的方法是别人所不欣赏的，因为那不是一般的处理方法，那使我很痛苦，但我要承担后果”，她说，“为了那使我感到无比满足的能动作用，我要承担后果。我就是要那样去做而丝毫不去考虑那种痛苦。我不是自夸，但我决心照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办事，这是我保持头脑清醒的唯一方法。在中学里、在大学里、在毕业以后以及继之而来的时期我一直按照这种方式处理问题。这已经习以为常了，不管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我必须要朝着这个方向走下去。”

　　巴巴拉的父母虽然没有直接支持她对科学的兴趣，或者说没有支持她的精神生活，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也许开创了一个甚至更为重要的先例——他们都极度尊重自主。除了母亲过甚其词地议论过关于妇女受高等教育的杞忧外，几乎不存在任何压力要她与社会的期望保持一致。

　　象她母亲年轻时一样，她也不理会父母的反对。一九一九年她到康乃尔大学在农学院注了册。虽然此举对于家庭来说似乎是新奇的，但追溯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就丝毫也不会感到意外。妇女从十九世纪就开始从外围进入了美国文学和科学的王国。进入本世纪后，象她这种阶级和出身的妇女都十分活跃地争取受到了较高的教育。单在新英格兰就如雨后春笋般地办了五所女子学院，还有很多主要的大学改成男女合校。

　　利用向妇女开门这一新机会的大部分是上层和中上层阶级的妇女。她们当中绝大多数人通常都是从英国来的或者是来自新英格兰地区的凯尔特族人。许多人选读了理科。

　　半个多世纪以前，玛丽亚·米奇尔在发现一颗新的彗星后被选入了美国艺术科学研究院。后来其他的人（她们中间有莉迪亚·沙特克、安妮·江普·坎南、科妮莉亚·克拉普、埃伦·斯沃洛·理查兹和内迪·史蒂文斯）进一步开创了先例。在米奇尔的领导下，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掀起了一个鼓励妇女进行科学研究并帮助她们从事科学工作的运动。到一九二〇年，妇女们受到科学训练的比例空前提高。五十年以后，当她们的代表降到了还不足以前的半数时，妇女们回首往事，不胜惊奇羡慕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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