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传(43)

四三

　　§５　一窍不通的财政大臣

　　在英国政治中，财政大臣一职是相当重要的。对于许多英国首相来说，这个职位都曾经是他们登上政治顶峰的最后晋身台阶。丘吉尔理所当然地为能得到这一显赫的职位而感到激动和兴奋，这使他有机会穿上伦道夫勋爵任财政大臣时曾经穿过的官服；他母亲“用薄纱和樟脑将这套官服保存了30年以上”。但是，这一职位又是他从政多年以来所担任的最为沉重和最具挑战性的职位。他从小就对数学感到头痛，长大后在花销方面从来也不去细算经济账，从政后对财政问题接触较少，后来他在财政部的副手、财政部政务次官罗伯特·布特比也曾说：“丘吉尔对重大财政问题完全不感兴趣”。所以当他被任命为财政大臣的消息公布后，令许多英国人感到吃惊。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泰勒曾写道：“丘吉尔，这位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对财政一窃不通，竟成了财政大臣！”

　　和过去一样，他又一次带着埃迪·马什来到新的大臣岗位上；此外他还把伍德豪斯勋爵带到了财政部。他还留用了P·J·格里哥担任处理财政和行政事务的私人秘书，此人自从1921年以来一直在历届财政大臣身边任此职，“几乎成为历任财政大臣处理政务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伍德豪斯与另一名财政部官员唐纳德·弗格森一起担任助理私人秘书，这样丘吉尔的私人秘书班子就达到4人。

　　丘吉尔深知自己对经济和财政所知不多的弱点。尽管他有庞大的财政问题专家班子作顾问，但有关经济和财政的重大决策需要他主持决定，责任最后也得由他来负，并且他还必须为自己制订的财政政策和预算在下院进行说明和辩护。因此他到财政部后立即投入了极为繁忙的工作中，批阅公文和信件，参加有关的各种会议，与财政顾问们磋商，到下院出席会议进行辩论、表决以及拜访政治家们，还要同首相经常保持联系和交换意见。总之，每天的时间都排得满满的。他坚持亲自起草重要文件和自己的演说稿，并且“在下属官员起草声明或重要信件和内阁文件时，除非经过他自己的文学天才这个蒸馏器进行提炼，否则他是不会接受的”。

　　丘吉尔接掌财政部以后，立即面临一个极为重大的根本性财政问题，就是恢复英国战前和平时期已普遍采用了一个多世纪的金本位制。采取这一政策，在战后英国的现实情况下，可能会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的势头，但也必然导致一些行业的工人失业率上升和工资收入的减少。一旦实施，将立即在国内产生重大影响；弄得不好，甚至会引起社会动荡和影响经济复苏。

　　自大战结束以来，英格兰银行总裁蒙塔古·诺尔曼一直在为恢复金本位制努力进行着准备工作。他说服历任财政大臣采取紧缩通货政策，使英镑与美元的比值不断攀升，从1920年2月的1英镑兑换3．40美元涨到1922年末兑换4．635美元。诺尔曼计划到1925年初把比值最终调整到4．86美元，使国家币值的金本位达到战前水平。

　　在丘吉尔上任前，工党政府于1924年曾以前财政大臣奥斯汀·张伯伦为主席，成立了专门研究恢复金本位制的委员会。该委员会在认真听取了正反两方面的意见之后，仍在其报告中一致赞同应尽早恢复金本位制；但考虑到当时国内紧缩通货导致的失业人数上增等“诸多不便”，以及与美元的汇率差价较大等因素，报告又建议暂缓一年实行。保守党政府以绝对多数上台后，结束了此前几乎每年都要举行大选的历史。因此诺尔曼以及财政部的重要官员们，尤其是约翰·布雷德利爵士和奥托·尼迈耶爵士，都极力敦促丘吉尔恢复金本位制。丘吉尔此时显然是同意这一想法的；因为诺尔曼在得到他同意后到美国纽约去了，其目的是为金本位制出台后出现的财政困难安排备用的贷款。

　　但是当诺尔曼带着一项5亿美元的贷款协定回来后，他却发现丘吉尔的态度有所改变。丘吉尔被比弗布鲁克的《每日邮报》上发表的猛烈攻击恢复金本位制政策的文章所触动；同时，他对在丹迪市参加竞选时所看到的因战后紧缩通货而导致的极度贫困景象也记忆犹新，这些都促使他更加慎重地再回头审视这一问题。他甚至亲自准备了一份反对恢复金本位制的文件。他在这份被财政部的官员们称之为“丘吉尔先生的习作”的文件中说：

　　“整个恢复金本位制的问题，不能仅仅从财政和通货方面的考虑来加以处置。它对商人、工厂主、工人和消费者都有影响，尽管大体上是相同的，但决不意味着彼此毫无差别，即使在财政和通货方面的利益也是如此。”

　　丘吉尔认为，恢复金本位制有可能导致严重抑制贸易和就业的危险。他的看法遭到诺尔曼、布雷德利和尼迈耶的强烈反对。奥斯汀·张伯伦则以个人名义请丘吉尔改变看法。就连丘吉尔在下院的主要对手、前任工党财政大臣菲利普·斯诺登也在《观察家》报上发表了类似张伯伦的意见。只有著名的剑桥大学经济学家J·M·凯恩斯和前自由党财政大臣雷金纳德·麦肯纳坚持反对恢复金本位制。

　　为了进一步听取不同的意见，也因为一年一度公布财政预算的日子日益临近而必须拿出一个明确的决定，丘吉尔在3月的一天安排了一次聚餐会，将对是否恢复金本位制持对立看法的双方代表人物邀请到唐宁街11号他的官邸里进行讨论。据格里哥回忆，凯恩斯认为：如果恢复金本位制，财政缺口将比预料的要大得多，只能靠降低价格水平才能弥补，而这又将导致失业和罢工。财界代表则认为，凯恩斯夸大了不利情况；这些不利因素将是短期的，将会被银行业、保险业和航运业的长远利益所抵销。丘吉尔被与会的大多数人对恢复金本位制持支持态度所打动。后来他和诺尔曼与首相举行会晤，一致同意在新的财政预算报告中出台恢复金本位制的政策。

　　1925年4月28日，丘吉尔在下院作了他的第一个财政预算公布演说。他宣布恢复金本位制；降低所得税、增收丧葬税和各种间接税；恢复征收麦肯纳税。同时，他宣布实施对孤儿寡母的救助计划，将发放养老金的年限从70岁降为65岁。固然这后两项措施是早已包括在内维尔·张伯伦提议的保守党竞选纲领中，但就连张伯伦本人也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他的计划。我们曾保证要做这些事情，但我认为，要不是他把这些事情列为预算计划的一部分，那我们今年就不会实际去做这些事。就我的看法而论，由于他的首创精神和干劲，他个人应得到特殊的荣誉。”

　　张伯伦还认为丘吉尔这篇持续了两个半小时的演说“是一次绝妙的表演”。前工党财政大臣菲利普·斯诺登虽然把丘吉尔的预算斥之为“迄今所公布的最坏的富人预算”，即种种计划和措施基本上只对中上阶层有利，但斯诺登也承认“这是一次伶牙俐齿和巧言善辩的巨大胜利”。自由贸易的拥护者们则发现，长期以来被他们视为旗手的丘吉尔，此时已背叛了他们的事业。

　　由于恢复金本位制“需要采取一种极其严格的债务偿还政策”，压缩政府经费开支就成为一种必然。丘吉尔在上任之初就曾向鲍德温提出，必须限制军费开支。此时，他更加坚决地对增加海军和空军预算的计划提出了批评。他对首相说，制定海军经费计划的“基点应放在最近20年内不可能同一流的海军大国发生海战上”。他认为，德国海军已被摧毁，美国海军没有敌意，日本与英国仍是盟国，无论近期还是将来都不可能进行战争，而其余的则不足为虑。他甚至提出应打消在新加坡建立海军基地的想法，而这正是他以前攻击工党政府的理由。

　　由于丘吉尔对海军问题特别熟悉，所以他把为海军“在内阁进行殊死斗争”的海军大臣逼得难以招架。第一海务大臣比蒂曾写信给妻子说：“我们遭到这届政府的严重打击，实际上我们在海军做事比工党政府执政时期还要困难。当然，账要算到身为财政大臣的温斯顿身上，他发疯似地节约开支。”问题最后提到帝国防务委员会上，而该委员会的结论倾向于同意丘吉尔的判断。这使海军大臣布里奇曼和比蒂处境更为困难，两人拒绝轻易废止海军建设计划，闹得几乎濒于辞职。鲍德温出于避免不利政治影响的考虑，亲自出面为双方进行调解以找出妥协的解决办法。结果决定，海军计划大部分可以接受，但应尽量采取节约措施并把部分经费缓至下半年拨付。这样总算平息了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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