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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


  前一件事的解决在他来说要更加容易。作为一名著作丰富的作家和著名撰稿人,又有着地位显赫的政治经历,他的文章可以轻易地换取丰厚的报酬。1916年7月,他为《星期日画报》写了四篇文章,并获得稿酬1000英镑。照此计算,他每年可以毫不费力地赚取不比他当大臣的薪水少的收入。那些在政治上和他作对的报业巨头,并不反对利用他的的影响力扩大报纸的销路。《星期日画报》的编辑称,他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后,该报的发行量就达到了250万份的创纪录数字。但是丘吉尔要想在政治上恢复自己的声誉就不是那么简单了。达达尼尔事件给他造成的损害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他的演讲往往被“达达尼尔的事怎么样?”的叫喊声所打断。因此,他渴望政府尽快公布有关达达尼尔海峡战况的文件。

  1917年1月调查委员会发表了第一个阐明此事的报告,其中对丘吉尔进行了批评,认为他未能确保把“海军顾问们的看法明确摆到战时委员会的面前“。但报告中主要批评对象是首相阿斯奎斯和陆军大臣基奇纳。尽管丘吉尔对这份报告并不满意,认为它“粗枝大叶,很不精确”,但他在下院仍说它是“一项公正的文件”。因而他卸下了一个沉重的政治包袱,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政治上的被动局面,为他东山再起带来了新的希望。

  当时任英国首相的劳合-乔治是丘吉尔的亲密朋友,他对丘吉尔相当了解,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温斯顿·丘吉尔曾是第三位自由党的大臣,他可能成为政府的重要参加者,是当代最杰出的神秘人物之一。

  在我当首相时,他已经有几个月不当大臣了,但他仍然是位著名的自由党党员。他出众的智慧、不容怀疑的勇气、孜孜不倦地认真研究军事艺术的精神,能够使他成为战时内阁的一位重要成员。在这里,他那容易冲动和喜怒无常的性格可以受到控制,他的意见在被采纳前可以经过讨论和检查。像他那样性情急躁和智慧无穷的人需要严格控制。遗憾的是,保守党大臣,除了巴尔弗和爱德华·寇松以外,都一致坚决反对他参加政府。他们中的多数人甚至把排除他作为自己参加各部领导的先决条件。博纳·劳特别不信任他。我尽了一切努力想要说服博纳·劳不要反对丘吉尔,并提出理由说,让丘吉尔当个批评家要比他作为政府的一个成员更加危险博纳·劳回答说:‘我宁肯让他始终都是我的对手。’”

  但是,劳合-乔治最后还是冒着政治风险任命丘吉尔为战时军需大臣,这样,被排挤出政治圈外长达20个月的丘吉尔又重返政坛。1917年7月17日,当丘吉尔的军需大臣的任命宣布后,立即引起了舆论界和政界的强烈反应。《晨邮报》的评论尖刻地嘲讽道:“尽管我们还未发明永不沉没的舰船,但我们却已经发现有不会倒台的政治家。我们可以满有把握地预料,他会继续铸成有损于国家的大错。”

  保守党的政治家们纷纷起而反对,这些敌视丘吉尔的情绪“使内阁危机日趋严重,威胁政府的生存”。此事使丘吉尔认识到他是多么地不受欢迎。这使他在性格和处世上都有了些变化。人们曾评论说,丘吉尔“看起来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我从未见到有人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这样好的变化”。

  首相劳合-乔治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就此事对丘吉尔其人做过深刻而较系统的剖析,写道:“为什么保守党人如此冷酷无情地反对他呢?自然是他过去的政治生涯引起了老党同事对他的愤恨。他做事从来不留余地。他退党后攻击自己原来的同事,狠狠批判、冷嘲热讽自己过去的观点,给自己造成长时间的严重后果。战争开始后,民族危机迫使各党派进行暂时的休战,党派纠纷和内部争论暂时停止,或者是被忘却。但是保守党人忘不了、也不宽恕丘吉尔转到敌对营垒里去的行为,忘不了正在保守党混乱不堪的时候,他向他们猛烈开火,给予致命的打击。倘若他在自己成长的政治家庭里是一个忠实的儿子,那么对他参加达达尼尔海峡打败仗的责任就会不加过问,其他方面的牺牲也将是为人民作出的贡献。

  丘吉尔的错误成了愤怒的保守党人惩罚他背叛党的最好借口;他们用他自己的耻辱当作鞭子把他赶下台,而挥动鞭子的仿佛不是爱报复的党员,却是忠于职守的爱国者“军需大臣不是战时内阁成员,不能参加重大政策的制定,所以丘吉尔曾私下抱怨说,他只是“执行战时内阁命令的小伙计”。但是这个“小伙计”却领导着个约12000人的庞大组织机构,并使英国大部分工业部门高速运转。丘吉尔的前任们由于只沉溺于“烦琐的和并不重要的琐碎事务之中”,都未能对该部的各个部门实施有效的管理和协调,导致了严重的混乱局面。丘吉尔建立了军需委员会,很快就理顺了军需部内的关系,使各项工作顺利地开展起来。

  丘吉尔注重科学技术对增强军队战斗能力的关键作用。他主张尽可能地用最科学的战争武器来装备英国军队,比如用飞机、坦克、机枪,甚至毒气。在海军大臣任内,他就曾动用海军经费改进和大量建造称为“陆地行舟”的履带式战车。这种由轮式装甲车发展起来的新型武器装备,后来演变成威力巨大的现代坦克。其中一些关键性的技术改进,比如由轮式改为履带链轨,就是丘吉尔在听取了军事专家的建议后实施的。1917年11月20日,在康布雷第一次大批使用坦克大获成功。坦克不仅能碾倒铁丝网、跨越战壕,还能以强大火力压制对方而不怕对方的射击,战果十分显著。根据这一成功战例,丘吉尔建议扩大坦克生产和组建坦克部队。后来,战时内阁批准了丘吉尔的到1919年4月制造4000辆坦克的建议。在英国的文艺作品中,有人甚至称丘吉尔为“坦克之父”。

  1918年11月11日上午11时,正式宣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英、法等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终。

  丘吉尔和妻子克莱门蒂娜一起乘汽车去唐宁街向首相表示祝贺。欢呼胜利的人群蜂拥而来,聚集在白厅前的广场上举行庆祝活动。这一场面令丘吉尔联想起1914年8月4日晚11时他经过这里到唐宁街10号向首相通报战况时的情景:“当我听到英勇的人们欢呼时,想起他们肩负这样的重担,贡献所有的一切,从不动摇,对祖国及其前途从不失去信心;在表达他们情感的时刻到来时,对他们犯有过错的仆人宽宏大度;想到这些,内心的感情实非言词所能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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