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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


  《世界危机》在叙述从1911年开始上十年世界性重大事件时,鲜明地贯穿了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实践了他“创造历史的最好方法是把它写出来”这一原则。其中叙述他本人活动和作用占了重要的地位,并且提出这次世界大战时期在战略问题上持正确观点的,多半不是职业将领,而是职业政治家包括他自己这一看法。书中的傲慢自负曾引起军界、政界一些人士的轩然大波。但是贝尔福勋爵却称这部作品为“融进了世界史的丘吉尔光辉自传”。

  不管怎么说,在欧洲,政治家而又能在记述自己参与领导的历史大事中进行深思的,自凯撒写《高卢战记》以来,丘吉尔写《世界危机》是第一人。

  这部书的准备工作,在大战进行时就已开始着手进行。丘吉尔仔细搜集了他经手的信札、文件副本和备忘录,他留有一套完整的官方文件,包括机密公文。作者在书中以罕见的消息灵通人士和当事人的视角,运用丰富的材料,对那刚刚过去而人们未能全面了解的要闻秘事,以新颖有趣的方式进行了具有洞察力的生动描述。例如,他这样描写大战前夕:“一个奇形怪状的阴影笼罩的世界,在剧烈的震动中向着不可预测的灾难前景移动着。”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现代化大规模杀伤武器进行的战争,它卷入30个国家,杀死800多万人,杀伤2000多万人。《世界危机》以非常动情的笔调描写极端野蛮的帝国主义大战所造成的可怕的破坏:

  上下古今的一切恐怖都聚于一炉。不但军队,甚至全部人民,都被投入炉中。凡是牵涉进去的强大文明国家,都明白它们的生存犹如千钧悬于一发。

  自愿落入地狱的德国,固然站在恐怖的尖端,就是受它攻击而拼命报复的国家也一步步跟着它走向这危险境地……

  商船、中立船和医务救护船在海上被击沉。船上一切生灵只有听从命运摆布,在海中游泳时被杀死。每份力量都被用来使全国饿至屈服,不论年龄或性别。

  城市和纪念碑被重炮所粉碎。炸弹从空中丢下来,不分玉石皆被炸毁。各种毒气使士兵遭受窒息或糜烂。液体火焰燃烧着他们的身体。

  遍体着火的人从空中掉下来,或慢慢淹死于海洋深处。军队的战斗力只受他们国家的人口多寡的限制。

  欧洲和亚洲的大部分成为一个大战场。在这个战场上,经过几年战争之后,不但军队甚至平民都流离失所……

  不论他的朋友还是敌人,都认为丘吉尔创造了饶有兴味的文体。英国小说家阿诺德·贝内特说,他的书“几乎和麦考莱的著作一样容易读”。评论家阿瑟·柯南道尔说,丘吉尔“写应用文章的文风比任何当代作家都好”。

  也有些批评家指出这部书文笔比较粗糙,篇幅由于引证资料甚多而略嫌冗长。

  1930年他的《我的早年生活》经《新闻纪事》杂志连载后出版,接着又出了美国版,都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这本经埃迪·马什仔细润色过的书,丘吉尔晚年还津津乐道是他“以往写的一部最好的书”。当时他的文学技巧臻于圆熟,《泰晤士报》评论此书说:“几乎没有人能够用一只如此有把握的手,去拨弄所有的琴弦:幽默,亢奋,不动声色的嘲讽,对已消失的习俗和荣耀,令人感伤的遗憾,追寻友谊。”

  接着他又着手写《马尔巴罗传:他的生平和时代》。他决心把这本书写成学术性传记,1932年他曾去马尔巴罗战斗过的德国巴伐利亚和奥地利考察古战场遗迹,因为喝了脏水还染上了副伤寒;他先后聘请两个牛津大学历史系优秀毕业生作助手,代他到伦敦、巴黎、维也纳等地搜集和整理原始资料,调查和利用马尔巴罗家族后代和远亲的收藏品。此书四卷先后于1933、1934、1936、1938年出版,附有许多脚注、文件、复印件和实物插图以及作战地图,对传主事迹的考核、详述和评价,都超过了著名历史学家麦考莱等人的有关作品。这部缅怀祖先的史学巨著,对于后来丘吉尔在二战中拟订系统的军事战略,加强外交上的大联盟,具有发扬马尔巴罗传统、进行自我教育的作用。美国总统肯尼迪特别爱读这本传记。

  1933年初,丘吉尔同伦敦出版商卡塞尔签订合同,预支稿酬撰写《英语民族史》。写作时他甚至聘请了研究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学家G.M.杨当他的高级助手。到二战爆发前,此书已大体完成,但因战争等事中断,直到1958年才出齐四卷本。

  这一时期,他还在报刊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出了不少小册子和演讲集。

  他的稿件总是写得整齐清爽,他很守信用地按时交稿。他平均每年获得10万美元(约合2万英镑)稿费收入,但需从中支付助手报酬和资料费。

  1948—1954年他又出版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六卷。写作期间他每天工作8小时,口授8000~10000个语词,两个能干的助手班子为他服务,还邀请了一批军事专家、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帮助核对事实、查阅资料,解答他本人不甚了解的问题。该书第一卷上市时,几个小时就卖出25万册。全书出版后英美多家杂志高价竞相争取连载权,美国《生活》周刊以200万美元夺标。《星期日泰晤士报》说:“20世纪很少有人比丘吉尔拿的稿费多。”

  从1945年起,丘吉尔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1953年他终于荣获这一奖项。获奖评语为:“由于他在描绘历史与传记方面之造诣,以及由于他那捍卫人之高超价值的杰出演讲。”瑞典文学院S·席瓦兹致颁奖辞说,“大政治家和大战士难得也是大作家”,“丘吉尔的政治和文学成就太大了,我们忍不住要将他描写成拥有西塞罗文才的凯撒大帝。以前从来没有一个历史领袖人物两样兼备又这么杰出,跟我们如此接近”,“一个协助造历史的人写出来的史书自有其特殊的价值”。

  丘吉尔的文风犀利、幽默、直率、爱铺排,丘吉尔的雄辩措辞轻快又尖酸。他的不少名言脍炙人口,如“在战争时,坚决;在失败时,反抗;在胜利时,慷慨;在和平时,仁慈。”他的政论富于文采和激动人心,他曾这样自评:“正是这个民族和散居在世界各地的这个人种具有一颗雄狮之心,而我有幸被召唤去发出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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