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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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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还特别解释说,军需大臣是1915年才开始设立的,属于非阁员大臣,它的地位比丘吉尔以往担任过的大臣职位都低,不能参加领导战争,也无法影响政府政策。尽管他内心明白,处在同强敌交战之时,这一职务对英国政府的重要性非同小可。 保守党领袖博纳·劳对这一任命事先未同他商量感到不快,但这回他顾大局,识大体,表示首相有权作出任命,只要首相认为此举有助于赢得战争;如果由于意见分歧导致刚成立半年的联合政府寿终正寝,那对战时的英国有害无益。于是吵嚷抗议之声才逐渐平息下去。 自然,劳合·乔治免不了谆谆告诫丘吉尔,今后不仅要勇敢,而且要谨慎。丘吉尔接受教训,珍惜得来不易的幸福,他谈到自己的新使命时说:“既然没有让我提议案,我就抓紧制造武器的工作。”《泰晤士报》一位记者采访丘吉尔时感到吃惊:“我从未见过,哪一个人能在如此短暂的时刻里完全变成一个崭新的人。” 丘吉尔来到这个管辖12000人的庞大机构上班,发现工作体制紊乱,规章制度不全,效率低下,他首先精简和改组机构,健全财务监督制度,以有效的管理促进工作良好运行。 他紧张地奔波于各个兵工厂,督促把大炮、枪支、子弹、坦克、飞机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将军火和军事装备的生产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尤其是组织了大规模的坦克生产。 他不断飞往法国战场,了解和满足前线将士对军需品的需要。他领导的军需部还为美国生产了价值一亿英镑的中等口径的大炮。 同时,他仍然不愿把每一点新想法囚死在自己的头脑里,而要把它们贡献出来,尽管可能是创见,也可能是谬见。他继续向劳合·乔治送交各种建议信件,设计诸多夺取主动权和打赢战争的大胆战略方案。 他觉得当军需大臣比当海军大臣还带劲,“既不需要同海军将领争执,也不直接对德军作战”,许多聪明能干的人竭尽全力帮助他,“能够同有学识的人一道工作我感到十分高兴”。 1918年3月,德军在西线发动猛攻,英国第五集团军溃退途中,7万人被俘,1000多门大炮和大批军需品被缴获。当时丘吉尔正在离前线一万码处目睹这种损失,回国要求兵工厂250万工人放弃复活节休假,加快生产速度弥补损失。法国人担心英国招架不住德国人的沉重打击,从此会对法军抗德采取消极观望态度。劳合·乔治派丘吉尔去法国会见克雷孟梭总理和总司令福煦元帅,让他们消除疑虑,并制订两军协同作战计划。丘吉尔满意地感到,他又从边缘开始走向事件的中心。不久,盟军转入反攻。 11月11日11时,应战败的德国的要求,北起荷兰的北海岸边、南至瑞士阿尔卑斯山的漫长西线实现全面停火。 丘吉尔站在窗前等候伦敦大钟敲响停战钟声。11点整的钟声刚刚响起,只见男男女女从楼房里出来,潮水般涌向伦敦市中心特拉法加广场,一边高呼“国王万岁”,一边发疯似地跳起舞来。 几分钟后,克莱门蒂娜挺着即将临产的大肚子,陪同丈夫乘车前往唐宁街向首相表示祝贺。伦敦市民欢天喜地庆祝战争结束,丘吉尔在与首相共进晚餐时却心情忧郁。后来他写道,当时他“没有大功告成的感觉……一方面我害怕未来,另一方面我想帮助被打垮的敌人”,“目标尚未达到,其他敌人依然存在,在胜利者中间,有一股阻碍公正解决世界问题的新生力量,正在争权夺利”。 丘吉尔极为敏锐地预感到,一年前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的苏维埃俄国,以及被帝国主义大战带来的灾难激起的席卷欧洲国家的革命浪潮,是妨碍英国擅自处理世界问题的新生力量。原来的敌人刚刚投降,好斗的丘吉尔马上把目光瞄准新的敌人。在饭桌上丘吉尔对首相建议:“德国当前食品匮乏,经济上很困难。倘若我们置之不理,德国就有可能发生俄国那样的共产主义革命。我们应当马上派12艘轮船满载粮食给德国人民送去。” 丘吉尔真不愧为杰出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他的阶级本能多么强烈,他的全球眼光异常远大,他的行动反应可谓神速! 议会任期早已届满,战争结束马上举行全国大选。这次大选有两个特点,一是根据当年通过的《公民权利法案》,21岁到30岁的妇女首次获得选举权;二是参加战时联合政府的保守党人同拥护劳合·乔治的那部分自由党人结成联合派,实行联票选举,利用因战争胜利而在群众中增长的“爱国”情绪,共同对付支持阿斯奎斯的那部分自由党人和工党候选人。选举结果,联合派获胜,但其中保守党人多于自由党人。丘吉尔则在丹迪市击败了反战派候选人而连任议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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