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41)_虚阁网

四一

　　第二十二章 “我不会完全死去”

　　诗人死了，但正如诗人自己所说的一样，他“不会完全死去”，他的诗歌将战胜腐朽而永远长存。

　　从1838年开始，经过茹科夫斯基删节过的普希金全集开始出版，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

　　40年代，别林斯基在一系列论著中全面评价了普希金的创作，确定了普希金在俄国文学中的崇高地位。别林斯基断言，俄国文学是“从普希金开始的”：他指出：“在普希金以前，却绝对没有俄国文学。只有从普希金的时代起，俄国文学才开始产生了，因为在他的诗歌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俄国生活的脉搏在跳动。这已不是介绍俄国认识欧洲，而是介绍欧洲人认识俄国了。”别林斯基的论断，得到俄国思想界和文学界的普遍认同。还是在普希金在世时，俄国诗歌中便有以普希金的姓氏命名的流派即“普希金流派”出现，普希金逝世后，这一流派即扩大到整个文学领域，一系列俄国大作家诸如屠格涅夫、冈察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乃至契诃夫都把普希金视为自己的老师，把自己归属于普希金的旗帜之下。

　　与此同时，普希金在人民的心目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这种崇高的位置是以往任何作家或诗人不曾有过的。而且，随着莫斯科普希金铜像的兴建以及普希金广场的命名，普希金在人民中的影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1880年，在莫斯科隆重举行了普希金铜像的揭幕典礼，数以万计的人拥向铜像坐落的普希金广场，参加这个盛典。当时最负盛名的作家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屠格涅夫指出：“普希金，我再说一遍，他是我们的第一位诗人——艺术家。他独自完成在别的国度要花费一个世纪或者更多的时间才能分开完成的两件工作：建立语言和创造文学。……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只须沿着他的天才所开辟的道路前进。”此后，矗立着普希金铜像的普希金广场便成为人民表达自己意愿的圣地，每当社会生活中发生重大事件时，人们就会不约而同地涌向普希金广场，聚集在诗人的塑像旁边，仿佛是要向自己的诗人寻求精神力量；而每当到了诗人诞辰或逝世的纪念日，人们又会不约而同地自觉自愿地前来给诗人献上鲜花，这就是本书前面的序言中所介绍的情景。

　　西欧读者在普希金在世时就对他有所认识，当普希金还只有23岁的时候，法国的《百科大全》上就出现过普希金的名字。1837年，波兰著名诗人、普希金的友人密茨凯维奇在悼念诗人的文章《普希金和俄罗斯文学运动》中向东欧读者介绍了普希金。普希金的作品在西欧的传播，则是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的。由于长期侨居在西欧的俄国著名作家、普希金的学生屠格涅夫的翻译和介绍，普希金的作品获得了西欧读者的赞赏，并在西欧读者面前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据屠格涅夫回忆，法国著名作家梅里美曾当着雨果的面，“毫不犹豫地把普希金称为自己时代的最伟大的诗人。”如今，普希金的作品则几乎被译成欧美各种文字。

　　我国读者第一次见到普希金的名字是在光绪二十六年，即1900年，上海广学会出版的《俄国政俗通考》一书中有这样一段介绍：“俄国亦有著名之诗家，有名普世经（即普希金——笔者，下同）者，尤为名震一时。”而普希金的作品首次被介绍到中国则是在1903年：普希金的小说《上尉的女儿》从日文转译为中文，书名为《俄国情史》，全称为《俄国情史·斯密士马利传》，又名《花心蝶梦录》。这是我国最早翻译的俄国文学作品。

　　1907年，鲁迅在他的名文《摩罗诗力说》中介绍和评述了普希金，文中称：“俄自有普式庚（即普希金），文界始独立。”“五四”运动时期，李大钊在分析俄国文学在社会斗争中的作用时，着重谈到普希金的名诗《自由颂》。1827年，瞿秋白和蒋光慈在他们合著的《俄罗斯文学》一书中，对普希金及其作品则有较详细的介绍和分析。瞿秋白后来还亲自翻译了普希金的长诗《茨冈》。

　　1937年，普希金逝世100周年，我国首次集中介绍了普希金的作品，上海文化界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出版了两个纪念集：一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普式庚逝世百周年纪念集》，一是上海光明书店出版的《普式庚创作集》。

　　与此同时，在全世界都在纪念普希金逝世百周年时，上海人民还建造了一座普希金的纪念碑，在纪念碑的石座托着一尊普希金的青铜塑像，面向北方——普希金的祖国俄罗斯。抗日战争期间，上海沦陷，纪念碑毁于日寇的魔掌之下。抗日战争胜利两年后，即1947年，在纪念诗人逝世110周年的时候，上海人民又在原址重建了普希金纪念碑。

　　1949年以后，普希金的作品得到进一步系统的介绍，到“文化大革命”前为止，普希金的主要作品都由俄文译成了中文，并且，对普希金的研究也有了初步的进展。同时，普希金的诗作也被选进了中学课本。

　　十年“浩劫”中，普希金的介绍和研究工作一度中断。非但如此，普希金被“四人帮”列入“封资修”加以批判。就连坐落在上海街头的普希金纪念碑也像当年毁于日寇之手一样毁于“四人帮”之手，一切反人民的势力都害怕代表着自由和光明的普希金。普希金纪念碑的存亡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中国人民命运兴衰的晴雨表，这是意味深长的。

　　“文化大革命”后，对普希金的介绍和研究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普希金的作品大量地出版，光是普希金的代表作品《叶甫盖尼·奥涅金》就有七八个译本之多，而首次介绍到我国的小说《上尉的女儿》已有十多个译本，至于普希金的抒情诗，已数不清楚究竟有多少种译文了。同时，不少出版社还出版了各种版本普希金的选集，还有两部普希金的全集也即将出版。普希金的作品成为我国读者精神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

　　值得一书的是，毁于十年“浩劫”中的上海普希金纪念碑，也在普希金逝世150周年的1987年重新修建。在绿树成荫的上海街头，在那高高的纪念碑石基上，普希金注视着正在为自己国家的繁荣昌盛而奋斗的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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