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17)_虚阁网

一七

　　冰封雪盖的永恒的宝座，
　　它们的山峰看起来像是
　　白云的长练岿然不动，
　　庄严伟大的厄尔布鲁士，①
　　双头巨人，闪着冰雪冠冕，
　　白皑皑地在群山环绕中
　　高高耸立在蔚蓝的天空。
　　……
　　山脚下只见乌云在弥漫，
　　草原上腾起飘忽的烟尘，
　　惊慌的牡鹿想寻找一个
　　栖身之所，在山间乱奔。
　　鹰鹫从悬崖峭壁上飞起，
　　在空中盘旋，此呼彼应。
　　马群的嘶鸣，牛羊的喧闹，
　　已经淹没进风暴的吼声……
　　突然，透过闪电，向着山谷，
　　骤雨、冰雹穿云倾泻下来。
　　雨水的急流翻腾着波浪，
　　搜掘着峭壁、峻坡和悬崖，
　　把千年古石冲向远方——

　　〔①厄尔布鲁士，高加索群山的最高峰。〕

　　这不仅仅是长诗的主人公所感受到的高加索的大自然，更是普希金自己对高加索的感受，俘虏的心声中包含有诗人自己的心声，这就是普希金如此钟爱这部长诗的原因。

　　从外部情节上看，《茨冈》似乎与《高加索的俘虏》相似，它们都是在异域的背景上展开的一个俄罗斯青年与一个少数民族少女之间的爱情故事。爱情故事的结局也大同小异，都是少女的死去和青年的离走。

　　可是，这两部叙事长诗的思想和创作方法却有着较大的差异，从普希金的创作道路的发展方向上看，《茨冈》的确如别林斯基所说，把包括《高加索的俘虏》在内的以往所有的作品“都远远地抛到后面去了”。

　　在《高加索的俘虏》中，主人公的形象只是在读者的面前闪现了几下就消失了，读者甚至还不知道他们姓甚名谁，山民的接近自然的原始生活仅仅是作为故事的背景出现，并未得到充分的展示。而在《茨冈》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诗人在描述主人公贵族青年阿乐哥与吉普赛少女真妃儿的爱情故事的同时，把脱离自然的城市文明与接近自然的原始生活放在完全对立的地位上加以展现，阿乐哥是前者的代表，而老茨冈则是后者的代表。并且，诗人的主观评价乃至批判精神也得到一定程度的表现。

　　阿乐哥是一个贵族出身的青年，他生活在文化较高的城市中，曾过着很富裕的生活。但由于某种原因（官府要抓他），他与他生长在其中的那个社会发生了冲突，因而逃到南方，加入了茨冈人的流浪队伍。他对他所来自的那个社会进行了批判：

　　失去自由的城市令人窒息，
　　围墙里人们挤得熙熙攘攘，
　　无法呼吸到那清晨的凉爽，
　　闻不到草地上春天的气息。
　　人们都出卖着意志和自由，
　　以爱为耻，思想受到压迫，
　　对着那死的偶像低垂着头，
　　为的就是寻求金钱和枷锁。

　　阿乐哥凭着他的坚强意志和热情来为自己创造幸福生活。他得到了茨冈人的喜欢，得到了女主角真妃儿的爱情。他找到了新的家，能够享受到他所渴慕的自由。在茨冈人中，他“自由自在”地生活了两年，“没有什么可惜，也没有什么担心。”他似乎与这个新的环境融合了。

　　可是阿乐哥与茨冈人纯粹是表面上的融合，实际上他仍和过去一样，是私有财产制度以及自私自利本性的代表者。当普希金进一步描写阿乐哥性格的发展时，新的倾向就显露出来了。当真妃儿另有新欢时，阿乐哥感到不安、痛苦和嫉妒，他抑制不住自己，去杀死了真妃儿和她的情人。通过这一情节，普希金揭示了阿乐哥性格中的悲剧：阿乐哥毕竟是他那个社会的产物，他追求自由的动力是他自私自利的本性，他仅仅是为自己而幻想爱情和真正的自由，而把旁人看成是达到自己的幸福的工具，他不能尊重别人的自由。因此，阿乐哥终于和茨冈人原始的自由生活发生了冲突，成了杀人凶手。普希金通过老茨冈的口，批判了阿乐哥的极端个人主义：

　　你生来就不是这粗野的命，
　　你只要自由属于你个人……
　　你呀，又凶又横，——对不起啊，
　　离开我们吧！祝你安宁！

　　所以，在长诗中，阿乐哥是作为个人主义的代表而受到裁决，而这种个人主义是同贵族地主制度和寄生文明的社会基础密切相连的。换言之，我们在这长诗中看到了普希金对当时贵族社会的深刻批判。

　　同时，我们在长诗中也看到了淳朴的原始民族被加以理想化的浪漫主义形象。在普希金所描写的茨冈人的生活画面中，表现了诗人对他们的自由的歌颂。但在长诗的结尾，诗人也指出了这种自由生活的不幸：

　　可是幸福也不在你们中间，
　　不幸的自然的儿子！
　　在破烂的帐篷里，
　　还做着苦楚的梦。
　　你们那游荡的庇身所
　　就是在荒野中也逃脱不了不幸。

　　事实上，我们从长诗的画面中也可以窥见到茨冈人的自由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由！这不过是流浪的自由，挨饿受冻的自由，以及两性关系上的随便结合、随便抛弃的自由。劳动创造的自由，享受真正爱情的自由，并不在茨冈人的原始的流浪生活中。

　　《茨冈》吸取了人民口头创作的养料，富于浓郁的浪漫主义的戏剧性，运用了许多浪漫主义的习惯手法，如故事场景远离城市，原始的异国情调，茨冈人的生活环境和主人公的生活经历也比较模糊等。但有两点值得注意，那就是长诗的冲突是建立在比较实在的，也可以说是“现实的”的基础之上的：阿乐哥性格的形成是为他来自的那个社会所决定的，这一点十分清晰。另外，诗人在结尾处指出的“幸福也不在你们中间”的见解中，包含了一种历史主义因素。基于这两点，可以认为《茨冈》的问世标志着普希金的创作完成了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过渡。

　　第十一章《鲍里斯·戈都诺夫》

　　1824年春天，普希金告诉尼古拉·拉耶夫斯基，他准备写一部悲剧。

　　1825年10月，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朋友，请看一下我最近写的一出浪漫诗剧，主人公是鲍里斯·戈都诺夫。剧本写完之后，我自己高声朗读了一遍，乐得我击掌自庆。我叫道：‘真棒，普希金！……’”

　　《鲍里斯·戈都诺夫》写于十二月党人起义前夕。幽居在乡村的普希金在进一步接近了人民之后，深感十二月党人运动脱离人民的致命弱点，他试图从俄罗斯民族的历史中，寻求对当代问题的回答，探索解放运动的动力是什么，人民到底应往何处？作品就是这种探索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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