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希外传(110)

一一〇

　　※二十一、“南希风暴”吓煞人

　　罗纳德·里根这一色彩鲜艳、硕大无用的热气球在美国的地平线上上下飘摇已久，时至1985年，终于开始漏气了。在第二届总统任期的宣誓就职仪式后，他失去了白宫办公厅主任吉姆·贝克，这可以说是气球上第一个针刺的小孔。贝克同财政部长唐纳德·里甘交换了职务。这是里甘的主意，迈克·迪弗欣然同意，南希·里根批准。最后由总统接受这一作法。总统是最后一个知道此事的。

　　第一夫人曾要求在总统第二届任期开始时整个内阁提出辞职，但总统拒绝了。

　　她争辩说：“尼克松就是这样做的。他再次当选的第二天就要求所有由他委任的最高级官员都提出书面辞呈。”

　　“你看看他的第二届任期出了什么事，”总统答道。

　　里根心里明白，他妻子想摆脱掉某些他最喜欢的人物，如：总统高级顾问埃德·米斯，他被一次有关他私人财产的调查搞得鼻青脸肿，勉强过了关，现要被指定为司法部长而离开白宫；内政部长威廉·克拉克，她认为他过于保守；劳工部长雷蒙德·多诺万，他正受到纽约的联邦大陪审团审讯。她还想把国防部长卡斯泊·温伯格也处理掉，因为她认为他“过分军国主义”；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玛格丽特·赫克勒，她正在进行乌七八糟的离婚程序；还有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戴维·斯托克曼，因为他公开声称里根的经济政策绝对不能收效。但是里根总统把两副助听器都关上了，并要求凡属他委派的高级官员都要留在原职安心工作。

　　克拉克同斯托克曼不久后都辞职了。多诺万也辞职了。他被起诉，但后来被宣判无罪。米斯去了司法部，温伯格留在五角大楼。

　　第一夫人还说：“你看，我并不是每次都赢的。”她这样说是为了把自己对于总统的影响贬低。

　　在班子大变动的过程中，迪弗想为自己1985年5月离开白宫的计划给第一夫人作一些心理准备。他所采取的第一步，就是把自己的一部分侍候“老板娘”的职责跟总统助理威廉·亨克尔一起分担，当时亨克尔负责为总统打前站的工作。

　　亨克尔说：“迈克要想从白宫脱身出来，必须有人在白宫里面给他‘剪票’通行，因此从1985年1月开始他就逐渐使我在第一夫人眼里取代他自己的地位，而我同第一夫人间的关系也就这样开始了。因为这一关系特别同安排日程表有关，因而他也就不得不把占星术士的事告诉我。”

　　这位总统助理听迪弗对他说，总统和第一夫人事事都仰仗着被称为“在旧金山的琼”这么一位人物，无论什么都按照她的神机妙算去办。他简直是目瞪口呆，难以置信。但迪弗努力向他保证说，这位占星术士同多年来他被迫应付的许多别的算命先生相比，至少还是比较通情达理的。

　　他告诉亨克尔说：“你听我说，本应让你尝一尝同某些别的占星术上打交道的滋味的，特别是珍妮·狄克逊。那样你就会明白，这一位至少还不是完全精神错乱的。”

　　亨克尔过去曾不止一次怀疑迪弗的神志是否清醒，因为他常在最后一分钟，对总统的日程表作出无法解释的改动，有时是奇怪地犹豫不决，有时又常作意外的拖延，对于到达或离开某地的时间作出荒诞的规定，头一天发出无法自圆其说的指令，第二天自己又推翻前言。亨克尔说：“我到现在才终于明白所有这些疯狂行径的原因何在了。我们两人痛快地为此大笑了一阵，可是事后我醒悟过来。我以后得管这一摊子事，得由我捏造出过去迪弗所使用的种种愚蠢的借口。得由我编造那些富有创造性的假话来给第一夫人要做的事打掩护，而不告诉任何人她要这样做的真实原因。”

　　里根夫妇对于琼·奎格利的电脑化占星术的依赖，在白宫里是一件严格保守的秘密。在第一届任期中，只有西半楼的迪弗和贝克及东半楼的伊莱恩·克里斯彭得以与闻其事。到了1985年大换班，就不得不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一机密了，其中就包括新任的白宫办公厅主任唐·里甘。他起初难以相信。多年以后，他回忆当时的情景说。“还不如说是挨了当头一棒，被打得晕头晕脑。”

　　第一夫人伯有任何别人发现她完全依靠占星术一事，因此，她连白宫的电话总机也信不过，伯接线员们会偷听。她命令电话公司为她设置私人电话线，不经过白宫及戴维营的总机。她同占星术土的谈话大多是从戴维营打电话进行的。

　　亨克尔说：“如果南希不得不在非周末时间给占星术士打电话，她就得加码掏腰包。这事我清楚，因为有一次由于我而造成了日程改订，她不得不在非周末时间请教占星术士给她推算。她气得不得了，想要由我支付这笔钱。她反复说，‘就因为你，我得多付一份钱。为这我得多付一份钱。’”

　　每到周末，亨克尔的传呼机就叫起夹，说明第一夫人在找他，并已经准备好要办理公事了。里根夫人坐在戴维营她的木屋里，双手各拿着一个电话耳机——一个通往占星术士琼·奎格利，一个通往亨克尔——就这样开始给总统安排一周的日程。南希计划得很缤密，不仅逐日安排，而且逐小时排定，有时把到场和退场时间都微调到分秒不差。她首先问清总统都将有哪些活动，亨克尔回答后，她就转告琼·奎格利，后者就在黄道十二宫图上查看每一个日期，看一下星辰所预兆给总统的是个“吉日”还是“凶日”。在“凶日”是不能允许总统走出白宫一步的，因为据这位预言家说，总统会遭受到危险；每遇此种情况，亨克尔只好提出改变的日期。这样，三个人往往复复地要磋商好多小时，一面商量，亨克尔就一面记下详细记录，以便能“多加小心避免诸事不宜的日子”。并且充分利用“宜出行的黄道吉日”。总统的日程一经在此种三方电话会议排定，亨克尔就把日程分送特工部门、白宫办公厅主任及总统秘书各一份，使他们都能记录在自己的案头历上。这种程序使唐·里甘感到非常困惑，于是他在办公桌上放了一个按类分色的台历，“吉日”用绿色，“不吉日”用红色，“不肯定”的日子用黄色。然后再把总统的日程表写出来，再度送交里根夫人作最后审定。这样一来，总统每时每刻在干什么，她全都了如指掌。

　　偶然也有这样的时候，总统忽然自行宣布他要去某一事先未经星辰天象兆示为万事大吉的地方，从而打乱了一切安排，比如他想到巴尔的摩参加棒球季节的第一场比赛一事，便是如此。

　　亨克尔说：“事情很不凑巧，那天正是被占星术士判为‘诸事不宜’的日子，里根应当足不出户，以避灾煞。然而我才他妈的不会去告诉美国总统说，他想看棒球比赛都得听别人的，不叫他去就不能去。唐·里首在开完高级工作人员会议后进来告诉我说，总统要在一小时后动身，我就同特工部门联系，一起去处理体育场的安全保卫工作。半路上我的传呼机就哗哗地叫起来了，无线电话中传来了叽哩呱啦响的命令，叫我马上给白宫总机打电话。我知道这是第一夫人在找我，所以我通过特工部门频道回话说，我一到了目的地就打电话回去。我连当时我在哪儿都没有说，但是等我们到达体育场时，总统秘书凯西·奥斯本已经把事情的原原本本都告诉她了。

　　“上帝啊，我给她回电话时，她简直急得要中风了。她盛怒若狂。‘噢，比尔，你怎么能这么办呢？你应当有点脑筋，决不该办出这种事来。你怎么可以呢？你明知道今天是不宜出行的日子。

　　“我力图向她解释。我说这是总统自己作出的来经计划、兴之所至的决定，总统一定要这么做不可，我是无法阻止他的。但是她说，‘我不管那些。你应该阻止他的。你应该不这么愚蠢。你根本不可能使整个体育场都受到安全监督。你根本不应该让他离开白宫的。’然后她说了一句话，可真叫我的血液都变凉了。她说：‘今天要是我的丈夫出了什么事，我这一辈子都会认为应该由你负责。你听见了吗？我要你承担责任。’

　　“你本来不知道什么叫压力，可是当第一夫人亲口告诉你总统的命在你手里攥着，如果他出了什么事死了，你就是杀他的凶手，到这时候你才知道压力是什么滋味。上帝啊，从放下电话，一直有两个钟头我像个被勾走了魂的活死人，直到我们安全地把他弄回白宫去才算罢休。在那以后的几天里，我一直远远地躲着她。”

　　就像家里养的狗在雷雨到来时都溜到床下去躲着一样，总统的助手们一遇到“南希风暴”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迹象，也都纷纷四散，谋求藏身之处。

　　亨克尔说：“迪弗曾经向我交代，警告我回答她的问题时不要太快。她连珠炮似地提问起来就像是检查官一样，你如果回答得太仓促，以后可能反过来致你于死命。因此最好的回答是，‘我去查一查再告诉你。’”

　　有一次“南希风暴”发展成为咆哮的飓风。那就是1985年发生的“墓地风波”。当时发布了新闻，说作为庆祝盟军在欧洲战胜40周年纪念活动的一部分，总统将在5月里到西德的比特堡墓地去一趟。这次访问本是在波恩举行经济首脑会议时决定的。

　　当时曾初步安排去一座德国集中营遗址参观的节目，但因为第一夫人否决了，认为“消极面色彩过浓，令人压抑”。因而总统就拒绝了这一安排。他答应以参谒亨克尔和迪弗审查过的墓地来代替参观集中营一事。这两人当时并不知道（当然总统也不知道），这坟地里还葬着49名纳粹冲锋队员。但是甚至在人们告诉他以后，他仍坚持要去墓地拜谒。人们普遍谴责他对于犹太人所遇的浩劫太不敏感，美国、欧洲及苏联的犹太人团体纷纷举行抗议示威。有许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退伍老兵把所获得的勋章退回，还有一家法国报纸说里根的历史课评分只能打个“不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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