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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〇


  但当候选人的妻子坚持要在商业性节目上出现时,戴利很快重新安排了节目,以便适应她。“她对卡特攻击她丈夫的方式真的感到恼火,”他说,她宣称她的电视节目“有爆炸性”。

  她在商业性节目开始时说,“我在竞选运动中不经常发表意见,但我认为现在这场竞选运动已进行到我非说话不可的地步了。”然后她猛烈攻击起卡特来。次日,她接受《华盛顿邮报》和美联社的采访,谴责卡特总统攻击她的丈夫,并预言总统会为这种竞选策略付出代价。“我坚决相信最终你会得到报应的,”她说。“你给予别人什么,你收回的也就是什么。”

  不久,她自己也尝到了报复的滋味。朱迪·巴克拉克在《华盛顿明星报》专栏里写道,她反对南希在里根竞选活动专机上向随行记者们“硬塞”巧克力的习惯做法。尽管记者中的糖尿病患者抗议,胖人也尽量拒绝,但南希对其灾难性的例行公事照办不误。

  她同新闻界的关系搞得那样紧张,使得她的一位公共关系人员建议她采取分发巧克力的方式,认为这样的待客方式会赢得好感,也可能带来有利的新闻报道。“别人常送我们一盒盒糖果,由于罗尼和我都不吃糖果(我爱吃小甜饼,罗尼只吃果胶软糖),我把那些糖果都送人”南希后来说。“我那样做全是为了好玩,我从未想过谁会认为我是在硬塞给他们。(朱迪·巴克拉克)在专栏上说除非你把糖果吃了,否则就不让你采访罗尼,这使我非常伤心,我再也不想到飞机的过道上去了。不过……我还是去了——在脖子上挂一块牌子,写道:“请拿一块,随便!”

  这位专栏作家对这一手一点也不感到有趣,写道:“显而易见的第一件事是,她本人也讨厌履行这项琐碎的职能,她虽然尽职尽责地完成这项任务,但却像一个蓄意报复的机器人那样冷酷,因为这使她不得不同她深恶痛绝的新闻界打交道。像所有热衷于搞边缘政策的人一样,南希·里根知道通过这一系列残酷而巧妙的对抗,已使新闻界处于只有招架之力的境地,他们吓得只好乖乖地俯首听命;好挖苦的人可能会得出结论说,这就是她为什么要坚持这一使双方都感到害怕的例行礼仪的重要原因。请吃巧克力似乎是这样一种殷勤、慷慨的举动,它使得不管拒绝接受巧克力的理由多么充足,都成为对请客者的冒犯,并要受害者承担责任,证明自己是无辜的,而那一意孤行的、不可饶恕的、强人所难者的本性之中,反倒有正直的美德!”

  专栏把这位总统候选人的妻子塑造成麦克佩斯夫人①式的人物,“比她丈夫更聪明,也更冷酷无情。”专栏最后一段特别刺痛人:

  ①莎士比亚悲剧《麦克佩斯》中主人公麦克佩斯的妻子。在她的唆使下,麦克佩斯弑君,篡位称王,后自杀。——译者

  必须指出,南希从不吃她自己的那份巧克力。“我的身材尺寸是4号。”
  她对所有羡慕她那纤腰的人说。但是就像一出动人的戏剧把麻烦事安排在
  第三幕出现一样,在她那楚楚动人的细腰下面,是一双像钢琴腿似的瘦腿,
  越往下越细,到足踝处突然打住,使人看了无法产生快感。她倒是有一副
  令人宽慰的笑脸。她说:“我是个吃热面包成瘾的人。”

  “天哪,那篇专栏文章狠狠地打击了她,”里根的摄影师迈克尔·埃文斯说。“她不住地哭,这篇东西真的把她搞病了。南希一向对她那双难看的腿和粗大的足踝很敏感。专栏发表后,她把那篇文章拿到她床上躺了足足两天。我每天都花两个小时让她趴在我肩头上哭,尽量告诉她不值得去想这件事,可她就是不听劝。”

  南希在飞机上看到这篇专栏文章后一直呆在寝室里啜泣。在整个航程中她一次也未出来。里根也怒不可遏,但无法缓解他妻子的痛苦。戴维·费希尔等竞选助手也尽量劝慰她,但无济于事。马丁·安德森怒气冲冲地去找巴克拉克,林·诺夫齐格则命令她在下一站就下飞机,整个竞选运动期间不得再来。但无论怎么办,也无法使南希感到好受些。

  “不幸的是,她是根据别人对她的观感来看她自己的,”里根的一个助手说。“她把生活中的一些无足轻重的琐事看得很重——她的衣着,她的外表等。这些事情对她来说至关重要,因此那篇专栏几乎把她折磨垮了。”

  总统候选人的妻子感到伤心和屈辱,要对那位记者进行反击,为此,她找来了信得过的助手南希·雷诺兹,此人是为在首都华盛顿的本迪克斯公司在国会进行游说的人。这次她是专门请假来为里根竞选活动效劳的。

  “同里根夫人通过电话后,南希·雷诺兹到我的办公室来说,‘你有一批能给编辑写信,抗议那篇专栏文章的人吗?’”一位助手回忆道。“我说,‘当然。’于是她告诉我,‘现在就叫他们干起来吧。’我真看不出来这种不体面的把戏对于竞选活动,特别是对候选人的妻子有什么帮助,所以那几天我在绞尽脑汁地设法做到什么也不做。每次南希·雷诺兹进来问我写信的事进行得怎么样时,我都说‘在加足马力进行中’,可我连尼大的事也没有做。”

  那天晚些时候,《华盛顿邮报》的卢·坎农坐下来采访罗纳德·里根时,里根要求他把录音机关掉。“他心烦意乱,”坎农回忆道。“他真的感到十分不快,问我他该怎么办。我很同情他,那篇文章令人讨嫌,它蓄意使南希感到难过,而且的确达到了目的。但是我说这件事谁也没有多少办法。很有意思的是,那天早上我正好在报纸上看到一篇对里根很挑剔的报道,但他并不在乎,他介意的是那篇‘钢琴腿’的专栏文章给他妻子造成的伤害。”

  到这时为止,困扰着里根竞选活动的事一直是,卡特总统有可能使美国人质获释,把他们带回国,受到全国的盛大庆祝,从而轻而易举地获得大选的胜利。“我们早先断定的一件事就是,如果人质在大选前获释,里根就几乎不可能取得胜利,”迈克尔·迪弗说。“对这件事我们完全无能为力。然而,我们确实在8月份就开始议论会出现一场‘十月意外’的可能。它会产生这样的效果:使卡特在大选前所做的任何事情看来都是经过周密的考虑和具有政治含义的。不过,我毫不怀疑,释放人质引起的欢乐将像一阵海潮席卷全国。卡特会成为英雄,对他的许多不满都将被忘得一干二净。他会获得胜利。”

  为了防止出现这样的胜利,里根竞选班子秘密建立起它自己的情报组,由威廉·凯西担任组长,并企图打进卡特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以便获得关于政府同伊朗谈判的内部情报。

  1980年10月2日,在首都华盛顿的儿童广场饭店,一个神秘的伊朗人同里根竞选班子的官员讨论释放人质问题。白宫助手怀疑这次会议导致了里根的部属在10月19日巴黎的一次秘密会上同伊朗作了一次大选前的交易。他们怀疑里根部下告诉伊朗,在大选前不要释放人质;作为交换条件,他们承诺,里根在上台后恢复向伊朗出售美国军火。卡特政府中央情报局前局长斯坦斯菲尔德·特纳相信的确出现过这种梦魇般的场景。但它从来未被证实。

  “这是毫无疑问的,”卡特的白宫新闻秘书乔迪·鲍威尔说。“我的看法是,里根的竞选班子就释放人质向伊朗提出了建议;他们作了一场交易。我不知道具体情况,但我敢拿我的生命打赌,有这种事。”

  不管怎样,到了选举那天,人质显然还没有在回家的途中。

  但是大多数的民意测验人都没有预料到1980年11月4日选举中一边倒的形势。极少数预料到这种局面的人中有卡特总统的民意测验人帕特里克·卡德尔。他建议卡特在大选前一天给五月花搬家公司打个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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