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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


  5.忙碌在桂林空军基地

  纽曼在加尔各答的那段日子过得还不错,病床上铺着舒适的垫子,有热水浴,军人伙食也挺可口。加尔各答是一个国际性的都市,他常到那些时髦的咖啡馆坐坐,吃着冰淇淋,瞧那些白色的“神牛”满不在乎地在闹市街头徜徉,阻塞了汽车和有轨电车。这样的街景正像他在1939年飞往中国途中所见到一样,不过,最吸引他的还是美国红十字会的姑娘们。

  每日清晨,她们在加尔各答用沙袋和茅草搭成的后方医院里来往穿梭,给病人分发牙膏、口香糖、平装书之类的小礼品。她们年轻,长得又漂亮,身穿平整的淡蓝色制服,明眸皓齿,个个都很惹人喜爱。在中国,除了从挂在卡车上的白床单上看到电影或偶尔有像金凯丝·福尔肯的格这样的明星来看看他们之外,他们几乎都忘记了世界上还存在着女人。

  纽曼深深地迷恋上了一位红十字会的姑娘,她叫弗吉亚,加利福尼亚人,一头金色秀发。那时,每天清晨,当她来到他们病房时,那些病号们就对她起哄吹口哨,他为此十分恼火。在德国,对姑娘吹口哨被认为是侮辱行为。于是他和邻床的一个家伙大动干戈,他也是一名军士长。

  末了,以他的鼻青脸肿和他的右臂骨折而告终。院长只好出面为他们调停,并友善地向纽曼解释说,如果一个漂亮的美国姑娘没有得到美国大兵赞美的口哨,她就会因此而感到沮丧。

  纽曼在那里消磨的时间也许太长,开始不安起来,后来他终于离开了医院,搭乘一架飞机又回到了中国,等待着新的任务。

  离开中国已经7个月,纽曼原来所在的那个中队的人员都已轮换回国了。现在,他必须在战斗机的维修工作中再培养另一批新手。

  纽曼是机务长,手下有60名中队维修人员。其中只有一半是属于“说干就干”的人,他们全心全意地工作,使仅有的几架飞机能在前线执行任务,其他人则整天对恶劣的工作环境、缺少工具和零件、单调的伙食以及见不到美国姑娘而牢骚满腹。所以纽曼主要和那些愿意干而又认真干的人一块工作。两个月的雨季,他们都无所事事,中队长送给他一本戴利·卡耐基写的书——《怎样交朋友与感化别人》,他希望他能按照卡耐基的忠告,鼓舞他的全班人马努力工作,借助一本破烂不堪的英德字典,纽曼好不容易把这本书读完,据他回忆:卡耐基的主张是“为了友谊,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让步”,这种观点,他完全不能接受,不过看在这个老学究的份上,他还是试一试为妙。果然不错,照着卡耐基的话心诚意挚地去做,纽曼交上了许多朋友,他的这些“被冷淡了”的人们和他的关系突然热起来了,他们邀请他玩扑克打二十一点,到了晚上,还要他陪他们到附近的镇上去玩女人,然而纽曼却没有能够感化他们把工作干得更多更好。一个月后,纽曼还得按照他的老套。让“怎样交朋友”见鬼去吧!他们这里是在作战,飞机完好正常才是头等大事,有朋友无关紧要。

  为了提高发动机维修的可靠性,纽曼要求中队机械士“自愿”参加他们自己修好的单座战斗机的试飞。飞行员坐在机械士的大腿上,因为座舱太低谁也不能坐在降落伞上,纽曼自己就同那位高大的中队长罗伯特·科斯特洛少校这样飞了几次,纽曼坐在他的大腿上,飞行高度在两万英尺以上,这样才能找出发动机的毛病。飞行员对他的计划是积极支持的,因为这对提高维修质量有很大的帮助。天色已黑,整个机场仍荧光闪烁,仿佛是萤火虫的世界,其实,那是技师们工作的手电筒,用以检查管道或接头是否牢固,惟恐第二天纽曼建议他们“自愿”参加试飞。

  为使他们的飞机上天,需要零配件,但运到中国的零配件总是不够的,所以他们只好从被拖进机库再也不能起飞的“机库皇后”飞机上拆卸,用来维修同一型号的飞机。有一次,纽曼还用锯子和锉刀把一块一英寸厚的坚韧而不导电的水牛角,做成了个分电盘的打火头,用以代替刚用不久,但已出现毛细裂缝的胶木。这一故障曾使15至20万伏特的高压电火的电弧,在高空的稀薄空气中跳过裂缝,造成发动机点火失灵和损失马力。水牛角做的零件使用寿命和飞机原来的一样,也是一年,用它来代替胶木,材料专家对此一定会感兴趣。

  有一架P-40B飞机的机枪发射同步器坏了,结果机炮把自己的螺旋桨叶打穿,由于缺少螺旋桨,这架老的P—40B战斗机9个月以来都在桨叶根部带着三个枪眼。要是放在美国检验官身上,这架飞机是绝对不允许再飞的。还由于缺少备用轮胎,他们只好把飞机停放在跑道的尽头,在没有轮胎的尾轮下面垫上空子弹箱,然后飞行员把发动机加大到最大马力,同时紧紧地踩住刹车,直到飞机用力把尾部抬起,机身呈水平状态时,再让飞行员突然松开刹车,这样飞机就可以在尾轮没有轮胎而又不触地的情况下安然起飞。运输机的轮胎也很缺乏,橡胶轮胎被锋利炸弹碎片划得遍体鳞伤,这些弹片散布在沙石平面的跑道上难以清除。我们的一架道格拉斯—47运输机,在只有一个橡胶轮胎的情况下,飞了整整一个星期。而另一个轮子则是用了一条直径一英寸的马尼拉麻绳紧紧地捆在轮圈上。

  战争期间,纽曼在桂林度过了最令人兴奋的春季和夏天。每天黎明之前,看到机工长们在黑暗中寻找他们的飞机的情景,真是令人振奋不已。这些P—40B飞机夜间都疏散在机场边缘。发动机要做“预热、试大车”等起飞前的准备工作,每架飞机的12个排管都排出明亮的火焰。吓人的发动机和螺旋桨的吼声震撼着大地,划破了整个前进机场的寂静,这种震撼也许只有那些热爱发动机的人们才能理解。数分钟后,天亮了,光线划出桂林圆形山峦的风貌。当太阳爬出山腰时,机械师把他们的P-40B飞机滑行到飞行员待命的帐篷前,一辆敞篷卡车从营房运来了一筐筐炒蛋三明治和咖啡……

  夜间又是如何的呢?纽曼在中国许多空军基地待过,不管大的还是小的,惟有桂林在夜间遭敌机多次轰炸。原因很简单,远东当时几乎还没有什么导航设施,但那条从广州(在附近日军有一个基地)到桂林的铁路,在明亮的月夜下,那两条闪光的铁轨是敌人领航员最理想的参考目标。在收到中国部队地面防空网发出“发现不明飞行物”的警报后,他们通常起飞二至三架P-40B战斗机,在空中等候敌机。夜间,日军轰炸机有个先天性致命弱点,其排气管口没有遮蔽火焰的装置,在夜空里喷射出明亮的黄色或淡青色的火焰,是非常理想的追击目标,不少日军轰炸机飞行员因此而丧生。一天夜里,中队长约翰·艾利森少校,在5分钟内就击落了2架日军轰炸机。

  到了1943年中期,用飞机撒传单成了一种新式的战争。新成立的中美混合联队的一架飞机,向日本占领的香港地区为中国人散发了一封信:

  你们的朋友谨向你们致意,这张传单是由联合国的飞机散发的。现在每天越来越多的飞机在日本占领区的上空飞行,向日本军阀讨还血债。我们一天天在强大,日本在新几内亚、索罗门群岛和南洋的战场一再溃败。我们摧毁其飞机,击沉其军舰,他们的五艘航空母舰已葬身海底。在中国的盟国空军所向披靡。联合国永远也不会忘记你们所遭受的种种苦难,妇女遭奸淫,生灵涂炭,财产被掠夺,也永远不会忘记日本强盗迫害你们、给你们留下的奇耻大辱。你们在振作精神,同中国军队的弟兄们站在一起,我们一定会回到香港。

  这些传单是联合国宪章在旧金山签订的前两年撒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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