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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中国之缘

  1.飞向中国的抗日战场

  在1938年圣诞节和1939年元旦期间,纽曼拜访了中国驻柏林大使馆。在那里他生平第一次见到了中国人,中国同德国的任何政体都保持着良好的政治和商务关系,并一直在接受大量的德国新式军事设备。尽管仅在两年前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一起)刚与中国的大敌日本天皇裕仁签署了轴心国协定,但由精明能干的亚历山大·冯·福肯豪森将军率领的军事顾问团仍被派往中国。1937年北平的“卢沟桥”事件之后,这个被日本的进犯所激怒的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国家,一直在同日本侵略者进行着一场没有宣战的战争。当时,蒋委员长需要工程师来教他的士兵,去维修那些新的德国武器。柏林政府急于和中国继续进行这笔买卖。

  这不仅是为了旧的友谊关系,也是为了得到出售军事设备的外汇。除此以外,纳粹德国在中国还经营着一个航空公司和一所大学,中国使馆的官员确信,一定有人愿意做赚钱的工作,并且可以在德国获得兵役的缓征许可。

  雇佣的条件是吸引人的,待遇很可观,一半用德国马克支付,一半用美元支付,另外乘飞机到香港的一切费用也全由中国负担。从热那亚乘船一般要花七个多星期,乘法航从航班表看只需8天,使馆将负责办理飞机去远东途中所经过的十几个国家的所有过境签证。一旦飞机抵达目的地——香港,纽曼就要向中国西南航空公司报到并安排下一步计划(他当时的猜测是正确的,该公司是中国军方在香港化名设立的公司)。纽曼怀着急不可耐的心情,填写了成堆的签证申请表格,花了2个小时的时间,坐在狭窄的照相棚里照了48张相片(在这之前他从未离开过德国)。当时几乎没有人能想象,乘飞机周游半个世界的滋味,就是坐上几个小时飞机也是非同小可的,这种旅行的幻想使他久久不能入睡。虽然他的父亲并不相信他的这次旅行能够真正实现,但是他的母亲还是让他读了德文版波尔·巴克的《大地》和埃德加斯诺写的《六亿人》。

  旅行护照一个月才下来,又等了两个多月才办妥最后一个边境签证,纽曼真有些迫不及待了。父亲请来了一个能说“地道”英语的家庭教师,他曾在伦敦住过几个月。他的发音同纽曼几年前在高级学校,从那些在法兰克福长大的教师那里所学的大不一样。上第一课时,家庭教师说的纽曼一句也没听懂,其中部分原因是此人在英国时嘴上留起了小胡子。最后终于在1939年4月份,万事俱备,纽曼可以去世界上最有名的旅行社——英国汤姆斯·库克公司驻柏林办公室了,他带了护照和到十几个国家、地区的过境签证,即:比利时、英国、法国、法属突尼斯、意属的黎波里、埃及、英属印度、英属缅甸、暹罗、法属印度支那、英属香港和中国,库克公司订购了崭新的法国三发动机客机迪沃蒂尼三三八型飞机的机票。飞机计划每星期三上午10点从伦敦克罗敦机场起飞,几天后抵达香港的启德机场,每日行程1200英里至1500英里。由于飞机的航程所限,每天飞行分为三段,整个旅行中除了“星期几”的数字以外,没有确定的起飞和到达时间。

  1939年5月,在父母少有的亲吻和多余的“好好干”的叮嘱下,纽曼告别了柏林的费利德立希火车站,前往布鲁塞尔再到伦敦。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他的父亲。1940年父亲在柏林一家医院动一次小手术后,因“血凝”而不幸去世。

  当时,普通的德国公司对希特勒将于1939年8月与他所憎恨的苏俄(他们在一夜之间便成了挚友),签署举世震惊的十年互不侵犯条约的战略秘密一无所知,希特勒虽已决定一旦德苏条约签订,就立刻向波兰发动战争,但却在5年以前(即1934年),与波兰也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希特勒在波兰投降以后,又倚仗德苏条约以使其无后顾之忧,企图以闪电式的攻击打败西欧国家。对于这点,普通德国公民同样毫无觉察。

  这还不算完,当他把德国西部战线稳固之后,就立刻撕毁与苏联的互不侵犯条约,于1941年6月对苏联发动了战争,由此也就中断了中德两国之间的联系。

  到香港的法航飞机可以在巴黎的拉布慧机场登机或是到伦敦克罗敦机场。几年前在高级学校,纽曼看到不少关于大伦敦的报道,他决定利用这次机会亲眼看一看白金汉宫,皮卡迪利广场、纳尔逊纪念碑、唐宁街十号和伦敦大桥。出乎意料之外,他发现所有的东西都跟他们的英语课中所学的完全一样,其中包括海德公园、肥皂箱上的演说家、红色双层公共汽车和非常非常深的地铁。有一个例外,就是书本里告诉他们英国妇女长得像“豇豆夹”,但他发现,尽管她们比希特勒时代丰满的德国女子要苗条些,但却楚楚动人。

  在伦敦的四天一瞬而过,他终于登上了飞往远东的飞机,飞机上用英语和法语印刷的小册子向乘客介绍了从法航到远东路线旅途中所能看到的各种有趣的处所。小册子上也介绍了这架法国飞机所采用的尖端技术,……迪沃蒂尼三三八型飞机,是三发动机的全金属结构的陆用单翼飞机;机上配有20个可以躺卧的舒适座椅,每小时航行速度150英里,最大高度为15000英尺,为增加速度,它的可收放式起落架能巧妙地折叠起来。这架飞机的驾驶舱就像轮船的控制室,飞机起飞之后,和驾驶舱隔开的客舱就如同一个宁静的小岛,让人有一种在海中航行的感受。

  机组成员包括驾驶员、副驾驶、领航员兼随机机械员和负责照顾每位乘客是否系好安全带和提供饮料的机上乘务员。所有的正餐都安排在地面上,每一晚上都在当地最好的旅馆过夜。第二天早晨,乘客的手提包都必须放在一个像马鞍形之指针的磅砰上重新过磅,然后由随机机械员安排座位,使得飞机重量维持平衡。乘客被警告,在飞机升空后不得擅自离开自己的座位。

  第一天晚上在马赛降落,在那里,迪沃蒂尼飞机最后一次用加油机加油,在这以后就靠两个人用手从滚到飞机前的50加仑圆桶里往外抽油。一个光脚的助手先站在右机翼一边,然后又站在左机翼一边用加油管伸进大漏斗中,油箱覆盖着麂皮布以防水和沙土进入。在飞机加油时,乘客们吃午餐,坐在机翼阴凉下的长椅子(装在货舱里带来的)上休息,这些足足要进行一个多小时。在旅途中有两次,机组成员不得不自己动手修理出毛病的螺旋桨叶。每当结束了一天的旅行到一个不同的国家时,12辆游览车开到距飞机只有几步路的出口小舱门前(人们理所当然的认为,每个乘客都应有自己的出租车)。当地司机像比赛一样把车队从机场开往市中心,他们把手放在喇叭的按钮上,脚踩在加速的油门上,在我们前方的街上,人群蜂拥,山羊、狗、乳牛和骆驼向四面八方躲闪。

  每天下午,当纽曼乘上这些置生死于度外的司机所驾驶的车时,总是有一种叫天不应的念头占据了他的心,这些司机开车的劲头仿佛是刚从驾驶学校出来的一样。

  他们通常在下午到达,以便在晚饭前有足够的时间在城里游览。在旅馆的餐厅里,乘客和机组成员们在一条长桌上一起用餐,饭后,机长用法语和英语宣布第二天早饭的时间,一般在早晨5点,这样飞机可在冷气流中起飞,以增大机翼的升力。

  因为很早就要起来,所以一吃完晚饭,乘客就回到自己的房间。他们打开了两扇叶片的低速的吊扇,然后用放在屋子墙角里的竹竿拨动一下电扇叶子,使它转动起来,冲一个冷水澡,就钻进带有蚊帐的床上。

  早睡有好处,因为不单是在太阳升起前就醒了,而且由于飞机向东飞,每天夜间还要把时间拨快一小时。

  航线沿途的国家禁止在空中拍照。在巴黎,机长收走了所有的照相机,由他保管。同样的,他们的护照也被收走,直到抵达目的地后发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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