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斗士曼德拉(85)

八五

　　曼德拉：这也是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常关切的一个问题。南非的白人不同于非洲其他地方的白人，他们生在这儿，长在这儿，这儿就是他们的家。我们愿意他们在这里和我们一同居住，和我们共享政治权利。我必须强调，在打破种族隔离并建设一个紧密团结、多种族社会的任务中，重要的是平衡和克制。例如，我们愿意约翰内斯堡能够保持像现在这样既美丽又繁荣。所以，我们同意等到有了充分的就业机会和新的房屋供黑人庄严地搬进时，再解决这种黑人与白人的分离居住状态。

　　戴希：你的这种温和立场和你的组织的誓用武装推翻南非政权的目标如何协调呢？

　　曼德拉：我相信，我所寻求的南非的变化能够用和平的方法取得。必须承认，如果黑人过度相信暴力，将会遭受极大的痛苦。如果白人政府领导老是对我们言而无信，如果他们不和我们会谈政治平等，如果他们一定要我们做白人的阶下国的话——实际上就是这样，那么，我们除了使用暴力之外，没有其他的路可走。我可以肯定地对你说，我们即将这样做。尽管南非当局的军事力量很强，黑人采用直接战斗的办法难以击败白人政权，然而，时间长了，在我们邻国的帮助下，有全世界大多数国家支援，并继续训练我们的人民，我们一定叫白人的日子不那么好过。

　　为什么曼德拉的语气如此肯定呢？原来，自1982年南非对马塞卢的袭击以后，处于地下状态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愈来愈受到黑人群众的拥戴（泛非主义者大会则因长期卷入内部纷争而丧失了很大一部分支持者）。然而，群众的反抗情绪日益高涨，他们对非国大的行动方针很不满意：袭击电力设施两天后即可修复，而一旦被捕，则被判处绞刑。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对新的形势已有认识，不能跟在群众后面，要加强对南非政权的打击力度，站到运动前面领导并组织群众。1985年2月份，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奥立弗·坦博从国外向南非发出号召，呼吁南非人民坚持斗争，“使南非无法统治”。他的号召又一次给正在拼搏的南非人民极大的鼓舞。与此同时，南非境内与流亡在外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审时度势，决定及时召开一次非国大特别会议。1985年6月，非国大在赞比亚的卡布维举行协商会议，专门讨论政策问题。

　　协商会议由奥立弗·坦博主持，开得十分成功。首先，会议对形势达成了共识。自索韦托暴动以来，非洲人国民大会取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并在国内建立了各种地下网点；民族之矛对政府建筑物和电力设施的破坏赢得了一大部分城镇青年的支持；民众的合法反抗已逐渐围绕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口号和象征来进行，这些都标志着非洲人国民大会抵抗运动的群众性和广泛性。会议一致认为，必须加紧在南非国内的组织工作，以更好地领导和利用黑人群众的广泛支持。会议决定在政策上作出三点大的改变。第一，变民族之矛的武装袭击为群众的武装斗争，即将一味依靠从国外潜回南非的游击战士的破坏活动变为发动群众武装群众，重点放在青年身上，以加强一场人民战争。第二，改变过去单纯武装反抗的策略，采取武装斗争与政治和外交斗争相结合的方式，以赢得西方大国的承认，从而对南非白人政权增加国际压力。第三，关于民族之矛暴力对象的问题。以往，为避免不必要的人员伤亡，民族之矛在选择攻击方向或目标上颇费周折。这次会议决定，加强打击力度，适当选择重要目标。

　　由于曼德拉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政策的大力宣传，由于访问他的多是在国际社会有影响力的人物，加上非洲人国民大会驻外总部调整了外交策略使之变得更为灵活，南非黑人解放斗争逐步赢得了西方政府的理解。贝塞尔勋爵会见了曼德拉后，开始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他以欧洲议会人权小组副主席的身份，向欧洲议会各国的外交部长倡议：对南非政府施加压力以释放曼德拉。他还在保守党的《星期日邮报》上着文报道他自己对波尔斯摩尔的访问，他评价曼德拉“俨然像是南非监狱部门的另一位将军”，“他的举止是他们所有的人当中最自信的，在房间里所有的人当中，他显然是最老练的”。随后他写道：

　　然而，他是个黑人，他是个囚徒，也许是全世界最著名的人。正是这个人，在欧洲，人们唱歌赞美他；在伦敦，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他就是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一个为摧毁种族隔离制度——必要时使用武力——而献身的人。

　　很显然，“释放曼德拉”并非关系到曼德拉一人，他已成为南非黑人民族解放运动的象征。正如曼德拉自己所说的：“我是作为人民的代表，作为你们已被取缔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代表坐牢的。”

　　在80年代下半期，博塔政权面临着南非白人政权有史以来最艰难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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