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斗士曼德拉(81)

八一

　　温妮在布兰德福特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严密监视，一个名叫哥特·普林斯鲁的治安警察负责此项事务。他面色阴沉，特别卖力，用外国记者的话说，他“献身于搅乱她的生活”的工作中。有时，他半夜时会来到温妮的住处，在床下和柜橱下面搜寻所谓“访问者”；有时，他拿着望远镜站到附近的山上去观察这所房子；有时，他用树叶盖着脸，藏在篱笆后面监视她与朋友的交往。还有一次，当温妮一家到布隆方丹大教堂为她的外孙举行洗礼仪式时，他竟然也混到亲戚队伍里面。温妮因违反管制禁令遭到无数次逮捕，有时一天两次：她被指控与一个以上的人交谈而被捕；被指控“殴打”一个警察而被捕（后被宣布无罪释放）；被指控留朋友住宿而被捕；更有甚者，她有一次因为问鸡的价钱而被捕！

　　那是一个冬天。温妮自己花钱买了一个老式的煤炉子和一袋煤用于取暖。但炉子只能放两块煤，而且根本点不着。她就去向一位邻居请教。这位邻居很同情她，经常教给她一些小方法，如用湿布条或旧报纸塞住墙缝以防止灰尘进屋等，还经常和她聊天。在邻居家时，正好来了一位邮差，夸耀自己买的鸡好极了。温妮顺便问了一句：“买这只鸡花了多少钱？”就因为这一个问题，她被指控犯了禁令。检举人在起诉中称这构成了三人“集会”。地方法官判定她有罪，后来经过上诉，她才被宣布无罪释放。温妮愤怒地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这个国家的统治者真是发疯了。我是说在其他哪一个国家会把问鸡的价钱用来作为证据？”

　　往往在最困难的时候，曼德拉的来信给她以鼓舞和力量。这些来信语言细腻，感情真挚，既有深深的眷恋，又有深刻的启迪。有时，曼德拉还教她怎样对付可恶的当局，难怪温妮认为曼德拉完全可以成为一名“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之一”和一名作家。1980年5月，温妮·曼德拉因在布兰德福特家中让人留宿而被指控违反禁令，此案后被推迟审理。在一封来信中，曼德拉告诫温妮，为对付此案，她需要“比好运气还要多得多的东西”，因为这一案件对所有受到牵连的人都关系重大。他从律师的角度告诉温妮高度警惕，因为“不管实际的指控多么微不足道，法庭总要毫不例外地把对你的审判弄得非同寻常”。他深信，只有那些坚韧不拔、诚心诚意和深诸此行的朋友们的技巧才能化险为夷。最后，他深情地写道：

　　希望你能告诉我开庭的日期和最后结果。与此同时，我将思念着你，特别是当你接到命令要走上被告席，并且要听取那些可以预料的和意料之外的政府方面的证词时，我坚定地支持你。我深知，你受尽磨难是由于你对孩子们和我以及对我们的大家庭的热爱和忠诚。这是一种与日俱增的爱和忠诚。随着你的到来，这种爱情和忠贞一次比一次更强有力地震撼着我。

　　在布兰德福特的日子里，温妮通过办托儿所、卫生站、自助小组、编织小组等社会福利组织，不仅结识了一大批黑人朋友并赢得了他们的信任，而且也逐渐改变了一些白人居民对她的看法，德瓦尔一家就是一例。德瓦尔是阿非里卡人，是布兰德福特镇惟一的一位辩护律师。温妮受她的律师的推荐，决定去找他作为自己的法律代理人。当温妮第一次在他的事务所拜访他时，他紧张得把握在手里的笔掉到地板上。从职业道德上说，他不得不接受这种委托。在后来的日子里，他无数次地竭尽全力把温妮从监牢里弄出来，又多次出庭为温妮辩护。为此，他遭到司法部长吉米·克鲁格的训斥：“为什么不让她找一位犹太人律师？到底是什么魔鬼迫使你去给那个女人辩护的？”为此，他被从白人圈子里赶了出来，几乎所有的白人都同他断绝了来往。

　　德瓦尔的妻子阿黛丽则更富人情味。第一次见面，她就对温妮很热情：“在这样一个地方，你一定孤独得要命。欢迎你随时到我家来坐。我想你一定喜欢读些书吧。”随后，她又赶紧准备了热汤热饭，让温妮和孩子带回家去，因为她们当时刚到，连做饭的地方都没有。温妮后来回忆说：“白人的布兰德福特，那是我第一次受到富有人情味的待遇。像这样待人接物的，她是第一位。”很快，她的女儿索尼娅又和津荠成了好朋友。两位不同肤色的小女孩互相谈着自己的学校，自己的生活和朋友。

　　两年后，温妮决定不再委托德瓦尔先生办案，而由自己直接同约翰内斯堡打交道。然而，她对德瓦尔一家在那样的环境中为她分忧解难是深怀敬意的：“德瓦尔一家是非常勇敢的。”曼德拉也深深认识到这一点，他在给温妮的信中要求温妮向德瓦尔先生表示感谢：“你必须给他写封正式的感谢信。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孤立的居民区受理我们的案子，德瓦尔先生表现出了相当的勇气。有的人就他应当如何对待我们进行挑拨和煽动就是一个明证。他同我们家的联系突出地表明他和他的妻子一家人有着执着的信念和坚强的性格。”而德瓦尔在与温妮的交往中也逐渐认识到，像纳尔逊·曼德拉这样的人根本就不应该坐牢，《自由宪章》鼓吹的正是各个种族和民族的平等和睦相处。

　　还有的阿非里卡人为了帮助曼德拉夫人而献出了生命。科利斯·海廷是曼德拉的同情者和支持者，他在威尔科姆当医生。他从1978年下半年开始在经济上援助温妮一家，并从10月份起开始为温妮办理为他工作的许可证。他准备于1979年3月1日正式雇用曼德拉夫人为他工作。自从他访问了温妮在布兰德福特的住所后，他就被人跟踪，但他毫不畏惧。依然为许可证的正式批准奔忙。3月亚日，他又来到布兰德福特询问许可证事宜。晚上8点，在离温妮住所约6公里处，他的车子神秘地翻了，他当场死去。很明显，凶手在谋杀成功后逃走了。温妮对他的被害极其悲伤。她说：“在某种意义上，他教给我一种更深刻的爱。这种爱曾经是表面的和观念上的，而现在对和我们完全站在一起的那些人来说，却是真切而诚挚的。”

　　南非当局的倒行逆施不仅使一般的白人公民在觉醒，同时也使这个体制内的行刑者感到内疚心虚。曼德拉夫人曾收到一个年轻的南非白人警察的信，他曾卷入了对1976年索韦托暴动的镇压。他在信中很坦率地表达了自己对政治形势的看法。他写道：“你很难想象，像我这样年纪的人被迫向同龄孩子开枪——只因为他们的皮肤是另一种颜色——意味着什么。你可以相信，虽然我接到了‘瞄准射击’的命令，但我总能设法让枪口对着天空的方向。我没有放过一枪。”他承认，他的父母不会理解他的做法，如果知道了真相，一定会把他杀死。他到布兰德福特来拜访了曼德拉夫人几次，但总是提心吊胆。他走的时候还拿走了纳尔逊写的《斗争就是我的生命》。同时，原国家安全局的头目亨德里克·波尔也说了实话，他在约翰内斯堡的《星期日快报》上披露，曼德拉根本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根本就不应该判处终身监禁。

　　温妮在流放地的生活十分单调，但她仍然想尽办法充实自己。生活中有喜有悲，有合有离。津荠在布兰德福特与母亲住了两年后，决定去读书。温妮感到更孤独了。她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提到：“在过去的两年里，由于有津荠和我在一起，痛苦的压力得到了某种缓和；可是现在她走了……我第一次感到了我的小西伯利亚生活是什么滋味。死一般的寂寞。灰色的、火柴盒式的木头房子凄凉地、呆呆地瞪着你，像往在里面的居民一样，毫无生气。”现在，惟一的安慰就是去罗本岛探视曼德拉了。孤独使她的脾气变坏了，同时也开始喝酒。每天，她孑然一身，等待着探视日的到来。

　　然而，有关她往来于布兰德福特和罗本岛之间必须遵守的规定极其复杂，审批手续也非常严格。出发的时间有具体规定；在离开布兰德福特之前和回来后必须到警察所报告；起飞的机场和机号是规定的；在开普敦时必须向那里的警察所报告；从机场到住地必须选择最短路线；必须自己与罗本岛监狱官员就探访作出安排；探视结束后必须尽快直接返回在布兰德福特黑人镇的住所。每次探视之前，温妮总是要在半个月之前提出申请，然后经布兰德福特地方法官批准，才能匆匆忙忙地作准备。

　　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在国际上掀起了一个“释放曼德拉”的运动，这一运动很快影响了南非的国内政治，使南非政权陷入四面楚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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