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斗士曼德拉(50)

五〇

　　在与几个意见相近的领导人商量之后，曼德拉提出了一个能为广大会员所接受的方案：有限制地使用暴力。这是一种针对财产而非针对个人的破坏运动。不主张用武力夺取政权，亦不袭击南非军队和警察，更不使用暗杀手段。之所以如此，主要是担心任何“不加区别对待的暴力”可能激起南非的种族战争。因为非洲人对白人和白人政权是恨之入骨的，而白人政权总是以大规模的屠杀来对非洲人的反抗施行报复。随着政府对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的围剿搜捕，曼德拉依靠人民的支持，继续从事新时期的组织恢复工作。

　　6月份，南非警察局已发出逮捕曼德拉的通缉令。全国行动委员会经过充分讨论后，认为曼德拉应坚持斗争，不要去警察局投案自首。曼德拉表示接受这个建议，“我将不向一个我不承认的政府投案。任何严肃的政治家都会认识到，在这个国家当前的条件下，把自己交给警察，寻求廉价的牺牲是幼稚和犯罪。”前面有更重要的任务等着他。这个任务意味着一条更为艰难的路，曼德拉清楚地认识到，它比坐牢更承担风险和困苦，“我不得不与我亲爱的妻子和孩子们分离，不得不离开我的母亲和姐妹们，而在自己的土地上像一个被流放的人那样生活。我不得不关闭我的事务所，丢掉我的职业，像我的人民中很多人那样，生活在贫困和痛苦之中。”

　　在临离开的那天，曼德拉回了一趟家。他没有时间和温妮卿卿我我地叙别，温妮忙着为他打点行装。可是，当她提着准备好的大旅行袋出来时，曼德拉已经走了。她甚至没来得及说声“再见”，她可爱的丈夫就告别了。温妮后来回忆道：

　　在第二天下午的报纸上，我读到一条消息：他出现在披得马里茨堡，给一个我一无所知的大会讲了话。那时候，我还没有想到，对他的禁令已经到期了。看到丈夫作为家庭的一员合法地住在家里，那是最后一次。我们没有机会坐下来讨论一下他彻底献身的决定。

　　我觉得他是不忍心告诉我。尽管他表现出那样坚强的意志和力量，他内心却充满柔情。在那一个星期里，我注意到他沉默寡言，若有所思。我记得当时曾问他是否有什么事使他担心。后来，有一天在洗他的衬衫之前，我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张单据，他付了6个月的房租——那是很不正常的。我想，他正在试图减轻我的痛苦，想办法让我在没有他的情况下比较轻松地面对生活。此外，我们的汽车有些毛病，他突然把它修好了，停放在车库里。

　　这就是他转入地下斗争的那天。接下来便是极为艰难的日子。

　　很明显，曼德拉在转入地下之前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为了尽量减轻温妮的负担，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是，在人民的事业和家庭的温暖两者之间，他毅然地选择了前者。

　　维沃尔德政府用尽了一切恐怖、威胁和残暴的手法来对付南非人民、非洲人国民大会及其领导人。警察力量在1955年只有20000人，到1962年已达50000人。另外，政府还有组织地、单独或集体地把白人都武装起来。它为全国范围内的白人成立了“斯凯特民团”（狙击小组）、步枪俱乐部、妇女手枪俱乐部等组织。据国防部长表示，在300万白人中，任何时候都可以出动25万名男女投入行动。

　　在加紧镇压的同时，南非政府积极推行班图斯坦计划。然而，这一所谓的“班图人自治计划”遭到了广大黑人农民的强烈反对。一些农民组织继续进行地下活动，集会一般均在夜间转移到树林里或山区举行。1960年8月，警察在特兰斯凯的恩库扎山发现了这样的集会，他们就马上对群众开枪，打死了11人，还打伤了很多人。1962年12月，警察又对在特兰斯凯的卡马塔举行的农民集会开火，打死了6个人。

　　尽管非洲人国民大会在许多农村地区早已于1957年就被宣布非法了，农村仍然是动荡不安的地区。一方面，南非政权强行建立班图政权，拉拢一些驯服的酋长。另一方面，这种种族隔离的计划一次又一次遭到抵制。曼德拉曾指出：“一个又一个酋长，因为抵制‘班图政权’计划而被废黜或被驱逐出家园。班图斯坦并不是为表达非洲人民的意愿，而是征服人民的工具。”不幸的是，温妮的父亲竟然支持政府的政策。当南非政权扶持起曼德拉的那位堂兄凯泽·马坦齐马酋长统治特兰斯凯班图斯坦时，温妮的父亲成为土地和农业部部长。

　　为反抗政府的班图人自治计划，温妮的家乡庞多兰的农民举行了起义。这场起义长达9个月。一个由起义领袖组成的称为“英塔巴”的组织从1960年5月起，开始在这块4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对大约180000人实行某种程度的权威。这一组织取代了传统的酋长法庭，在涉及土地分配等问题实行仲裁；更重要的是，它无视政府建立的班图权威机构。在英塔巴的领导下，黑人群众杀死了17名酋长、头人及其卫兵，使所谓班图权威系统陷入瘫痪状态。

　　政府对这一反抗进行残酷镇压，但遇到的是更强烈的反抗。起义者一方面派人躲过警察的搜捕，潜入城市，来到曼德拉的家里征求意见；另一方面，他们继续对与白人政权合作的酋长进行惩罚。温妮的父亲也被当作通敌分子受到攻击。在一个星期内，比赞纳地区有29名亲政府黑人的克拉尔被烧毁。后来，温妮回忆起当时她父亲的处境时，心里仍然很难受，“看到这种怒火，看到而且感觉到人民的怒火，我父亲试图以他自己的曲折方式为他们作出巨大的牺牲。父亲和我在政治上不能取得一致，这真让人痛心。它在我心中留下了可怕的伤疤。”

　　到7月份，政府决定组织一个调查委员会对庞多兰地区的骚乱进行调查。在这一期间，一位比赞纳的白铁匠恩诺奇·姆伯赫勒代表庞多兰起草了一份备忘录，直送到联合国。这一行动与其他在调查委员会作证的证词充分表明庞多兰起义绝非仅仅是由地区的矛盾引起，它与反对班图教育法，黑人在议会没有政治代表，由于通行证法而引起的种种不便以及政府对黑人解放运动的严厉措施都是联系在一起的。调查委员会仅仅对一些小怨言答应予以纠正，对上述的政治不满置若罔闻。

　　庞多兰的农民运动到11月份达到高潮。为抗议警方逮捕运动的领导人，庞多兰人将村庄人口都堵住，对各种商品进行抵制，以求各种商人向政府反映其不满。同时，他们还对劳力招募处进行抵制。这一抵制运动一直延续到1961年1月5日。最终，约5000庞多兰人遭到逮捕，在监狱里遭到野蛮虐待。这一镇压使起义丧失了领导，因而在2月底，整个运动失败了。正常的田园生活也因此永远消失。农民不得不卖掉赖以为生的牲畜以交纳抵抗运动期间欠下的税款。这时，曼德拉已认识到在农村组织动员工作的潜力很大。他在体验了这种生活后，不无感触地说：“除非你真正同人民生活在一起，否则你无法体会。”

　　在整个特兰斯凯地区，政府极力推行所谓班图人自治计划。从1960年起，那里就存在着紧急状态。警察有权逮捕任何人并有权不经审判就把他们无限期地拘押在监狱。成百的著名黑人运动领导人在他们的家乡受到追踪，更多的人被迫离开家园跑到山区和树林里继续组织抵抗。在1962年，特兰斯凯就有30个非洲人因参加抵抗运动而被南非法院判处死刑并被处死。然而，正如曼德拉指出的：人民已经绝望，而绝望的人最后将采取报复行动。

　　1961年6月26日，是蔑视运动9周年纪念日。这一天，转入地下的曼德拉向南非人民发表了一个声明。他号召全体南非人民采取不合作态度，用不合作这个武器将政府送进坟墓。“黑人的全部力量必须动员起来，撤消与国民党政府的一切合作”。同时，他呼吁国际社会以各种方式支持南非人民的斗争，要求国际组织开除南非，并呼吁世界各国断绝与南非的经济和外交关系。他郑重声明：

　　在今后一段艰苦的斗争中，我将继续担任全国行动委员会的发言人。我将和你们肩并肩与政府进行斗争，一点一点，一步一步，直到赢得胜利。……我不离开南非，也不自首。只有通过艰险、牺牲和战斗的行动才能赢来自由。斗争是我的生命。我将继续为自由而斗争，直至我生命的终结。

　　时代向非洲人国民大会提出了新的要求，政府肆无忌惮的暴力政策迫使曼德拉思考新的斗争方式。南非黑人民族解放运动新的一页即将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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